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浚、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登白门楼的所见所思。该诗上半段写登临的情况,下半段写归来后的感触,结体灵活,用意深婉。由于是写给晚辈的和诗,作者则写得潇洒自如,在欣喜之中略带轻松放旷的意绪。
首联起势壮阔,将白门的形势及登楼所见都包容在内。
颔联极洒脱而轻松,因看到小市上了灯,诗人才萌动了归意,可见其游兴之浓;乘着和煦的春风回到家门,然而诗人的意兴仍然未尽,故伫立门前,让晚风吹拂着轻衫。此二句将诗人的意绪动态与景物巧妙地结合起来,一个活生生的诗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小市”“轻衫”“归意动”“晚风长”诸语,都如同随手拈来,颇有谐谑放达的意趣,特别是以“长”字形容风,形象而生动,画面逼真。
颈联则道出了诗人轻松心情的由来。当时苏轼等人还贬谪于南方,因朝廷有重新起用旧党的趋势,所以庆幸又“逢新改”,语中带着喜悦和希望,但“白首”二字中却包蕴着无限感慨,暗示出政治上派别斗争之漫长和严酷。但诗人为流贬远方的朋友可以北归而高兴,“游子”句即设想他们在春天融和的天气中重回故乡的情景。这一句脱胎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中“青春作伴好还乡”句,其中表达的感情也同杜诗的欢愉之情相仿佛。
尾联两句则表达了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诗人感叹道:“富贵早已与我们绝缘,但羁身于仕宦之途,既不能建功立业,又不能归隐江湖,自由自在,所以永远处于矛盾困窘之中。”至于这种既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又留恋仕途,功名之心难忘的矛盾,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颇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