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词写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给人们带来的欣喜变化。
上片写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村中的父老们争相谈论着今年的雨水是多么均匀，丰收在望，他们的眉头不再像去年那般愁苦不展了。古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今年雨水均匀，风调雨顺，预示着将有一个好的收成，这让村中父老愁眉得展，喜上眉梢，争相告诉做客村中的词人。现在连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们眉头都得以舒展，可以想见去年他们是怎样熬过那样荒歉的年头的。这里“争”字用得极为传神，写出了父老们的喜气洋洋状。因为雨水均匀，所以父老的眉头才“不似去年颦”。次句紧承首句之“争言”二字，进一步刻写父老的欣喜状，涵蕴丰富。它暗示了去年的收成有多么糟糕。而“不似”二字，更让人于欣喜中感觉到了他们心中的一丝隐忧，细腻地刻画出村民们在遭受去年的那个荒歉年头后的心有余悸状。“殷勤谢却甑中尘。”现在人们在满怀深情地清洗着蒸食器具上的灰尘。甑上布满灰尘，是因为没有粮食可蒸煮的缘故。“甑中尘”照应次句之“去年颦”，因为去年收成不好，无食可煮，所以甑上生尘，如今村民殷勤除尘，表明今年光景已有所改观。而村民殷勤清洗甑这种一般不常用的炊具，又寓示着家里来了客人，需要设酒作食，隆重款待，从而引出下文。
下片以景衬情，情景交融。“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清脆的鸟鸣声有时真能把客人劝住不走，园中娇小可爱的满树桃子早已把人撩拔得谗涎欲滴。村中父老殷勤待客，这令词人非常感动，于是便以啼鸟能劝客这种方式将其含蓄地表现出来。此二句一写听觉，一写视觉，声情并茂，通过状写春景来烘托出村中父老待客的热情及其丰收在望的喜悦之情。“有时”二字，暗示了这种好年景并非年年都有，因而啼鸟只是有时能劝客，词人当然会为村民们这来之不易的丰收年景感到了格外高兴。小桃无所谓“无赖”与否，更不会撩拔逗引人，称其“无赖已撩人”正是词人快意心情的传神写照。小桃撩人，这是前面雨水均匀所致。小桃犹能如此，收获时节的大桃的诱人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梨花也作白头新。”这里“白头”既是词人自喻已经衰老，又照应了前之“父老”。词人移情于景，此时的梨花也一同前来助兴，从而使整个画面更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白头新”三字，语意双关，既是写花，更是写人，可以想见出白发苍苍的词人看到村中丰收在望的情景精神为之一振的情状。
词中流露出山野民风之淳厚及待客之浓情。全篇叙事晓畅，意境清新，承接缜密，环环相扣，情韵悠长，堪称佳作。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