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同里巷，曾是接官联。
西浙劳裨赞，东淮适后先。
向来吹送意，岂料隔重泉。
不惟同里巷，曾是接官联。
西浙劳裨赞，东淮适后先。
向来吹送意，岂料隔重泉。
此诗所写为试律诗共一主要题材，即状物之作。“玉壶冰”最早的出处应是鲍照的《代白头吟》，诗共有“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分明是气节风骨之象征。后来，玉壶冰便成为了诗词共常见的一个意象，每每为诗人所吟咏。十九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便以“清如玉壶冰”为题写下了一首名篇。
全诗从不同角度对玉壶之冰作了描摹。首联一破“玉壶”，一破“素冰”，且以设问形式，使诗意更显生动。次联承写玉壶，方法巧妙，上下两句虽未点出“玉壶”二字，但却用素冰免于被赤日所融的命运反衬出玉壶之功用。三联上句紧承二联下句之“照”字，点出素冰之“明”。下句写素冰之“净”，亦紧扣诗题之“清”字。四联上句之“气”字紧承三联之“虚”字而来，描摹玉壶共围绕着素冰的冰雾，此亦衬写素冰。四联下句写素冰之光与台阶边沿之光相比更胜之有余，形容素冰之光亮。五联又紧承上联之“光”字而来，连用两个典故，衬写素冰之亮，其冰光压过可以照见妻子之心的飞鹊镜，如同像车胤聚萤那样用以照书，“玉壶冰”胜于妻、友，真如知己。此联还从早、晚两个对比的时间段来写，可见素冰之光亮昼夜不变。末联用拟人手法写素冰之“清”，显示作者对素冰清高坚贞气节的倾慕。末联之生发，意境深远。
在这首诗共，诗人寄情的玉壶冰，俨然已成为“世间真情”的意象，是诗人对早已令人绝望的世间真情的急切呼唤。此诗堪称试律诗共的佳作，从诗共可体会出两种意味。
其一，王维以玉壶盛冰作比，玉和冰，一个高贵，一个纯洁，两者相融，便构成了千古难出其右的高洁品质。王维铺陈多多、比赋连连，而到了结句处，忽然话锋一转，“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一下子从状物而及于写人，从冰之性情转入人之品格。旨在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
其二，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同样此诗共“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
此词描写了作者罢官后落寞、无聊的闲居生活。词人本有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而如今只能在期思溪上不停地徘徊，在樟木桥边借酒浇愁；时光流逝，青春不再，身边只有滞涩的一两声蝉鸣、寂静的树林、轻飞的冷蝶、半开的菊花，如此情境让词人备感落寞、苦闷、无聊。
首韵写终日惟赏景饮酒自娱，点出“游”与“醉”。“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写词人在山之闲适，往来溪上，一日千回，或在桥边村店，饮酒数杯：可见词人终日惟赏景饮酒自娱；接韵抒情，紧承上文“溪上”“桥边”而来，“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奇思丽想，而寓少年不再之慨。此韵意境，从起首二句预为地步而来。一“去”一“来”，陡增青春不再、老来无味之感。
过片绘景，“疏蝉响涩林逾静，冷蝶飞轻菊半开”，模拟化用王籍《入若耶溪》诗意：“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静中有动。此二句以精严的倒装对句所造成的冷寒寂寥之境，表现自己同样耗散了生命热力的精神感受。末韵关合，遥应开篇，揭明题旨，运用典故和反语表现了词人被罢官后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愤懑情绪，传写出风骨不改又无欢无味的老年情怀。“不是长卿终慢世”，这里使用典故，词人以司马相如自况。《世说新语》注引《高士传·司马相如赞》：“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只缘多病又非才”，这里使用反语，借孟浩然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自嘲，说以文章名世的司马相如傲世，是因其多病又没有才能，实则是借以委婉表达自己空有报国之能、却不被任用的无奈和愤懑不平。“多病非才”，似怨责朝廷，非我有意傲世，只因生来多病又无才，以古人自况，自伤自叹，亦自嘲自愤。
这首词结构谨严，对仗工整，前三联对仗，结联放散，且起承转合一如律诗作法。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此词以追怀南宋起笔，汉上指江汉流域，是女词人故乡。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词中借指南宋。都会繁华，人物如云。指故国的繁盛。“尚遗宣政风流”，南宋文明源于北宋风流文采。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千里长街，连云高楼，朱户绿窗，帘钩银光灿灿。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貔貅，猛兽之名，借指侵略者。这里指元兵南犯，势如洪水猛兽。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元兵自襄阳分道而下，不久东破鄂州。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三月，南陷岳州，“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长驱直入的蒙古兵占领了繁华绮丽的汉上江南，如风暴横扫落花。从起笔写南宋文明之繁华，笔锋一转，写元兵大兵南侵，“风卷落花愁”，表达了词人对国破家亡之恨和自身被掳之辱的无限悲慨之情。笔锋一转，女词人以包容博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识见转写宋代历史文化大悲剧，笔力不凡，也表现了女词人超人一等的思维安位。当女词人作此词时，已被掳至临安，临安被陷之景，其触目惊心悲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清平三百载，从南宋直扩展至三百年南北两宋。“典章文物”四字，凝聚着女词人对宋代历史文化之反思与珍惜。此四字指陈出有宋一代文化全体。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灿烂文化三百年，如今扫地俱休！女词人之绝笔，写是历史文化悲剧之写照。此三句承上片而来，但典章文物显然比十里银钩更其深刻，是为巨眼。全词有此三句，意蕴极为遥深。在女词人心灵中，祖国与个人双重悲剧，原为一体。以下写个人命运之悲剧。“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就其深层意蕴言，则是庆幸自身在死节之前犹未遭到玷辱，保全了清白。是足可自慰并可告慰于家国。词读至此，真令人肃然起敬。一弱女子，能在被掳数千里后仍全身如此。非一般人所及！其绝笔之辞气又复从容如此，气度显亦超常。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借用南朝陈亡时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离散典故，说出自己与丈夫徐君宝当岳州城破后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丈夫最后的深挚怀念。徐郎，借徐德言指徐君宝。同姓而同命运，用典精切无伦，自见慧心。徐德言夫妻破镜犹得重圆，而她们夫妇死节已决。故女词人之用此古典，其情况之可痛实过之百倍。“徐郎何在”？生死两茫茫，惆怅何其多。情变悲愤激烈而为凄恻低徊，其言之哀，不忍卒读。“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意思是：从今后，我的魂魄，要飞过几千里路，回到岳阳故土，到夫君身边。从容绝决而又固执不舍，充分体现出能出世而仍入世、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文化精神。“夜夜岳阳楼”结笔于岳阳楼，意蕴遥深，亦当细细体味。
女词人在词中对自身被掳艰危之现实，着墨尤多，而寄之以对文明的追思之中，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深致哀悼，写南宋文明之繁盛及横遭蹂躏。在回忆和反思中。下片写徐郎何在与断魂千里，运用悬望与想象。表现了女词人远思之凌空超越。此词另一特点是意境之重、大、崇高。从历史文化悲剧写起，哀悼宋文明的衰亡，词境极为重大。词中表明自己死节之心，将祖国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融汇，意境极为崇高。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