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过金谷园，即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咏春吊古之作。面对荒园，首先浮现在诗人脑海的是金谷园繁华的往事，随着芳香的尘屑消散无踪。“繁华事散逐香尘”这一句蕴藏了多少感慨。王嘉《拾遗记》谓：“石季伦（崇）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此即石崇当年奢靡生活之一斑。“香尘”细微飘忽，去之迅速而无影无踪。金谷园的繁华，石崇的豪富，绿珠的香消玉殒，亦如香尘飘去，云烟过眼，不过一时而已。正如苏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可叹，亦可悲，还是观赏废园中的景色吧：“流水无情草自春”。水，指东南流经金谷园的金水。不管人世间的沧桑，流水照样潺湲，春草依然碧绿，它们对人事的种种变迁，似乎毫无感触。这是写景，更是写情，尤其是“草自春”的“自”字，与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的“自”字用法相似。
傍晚，正当诗人对着流水和春草遐想的时候，忽然东风送来鸟儿的叫声。春日鸟鸣，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赏心乐事。但是此时红日西斜，夜色将临；此地是荒芜的名园，再加上傍晚时分略带凉意的春风，在沉溺于吊古之情的诗人耳中，鸟鸣就显得凄哀悲切，如怨如慕，仿佛在表露今昔之感。日暮、东风、啼鸟，本是春天的一般景象，着一“怨”字，就蒙上了一层凄凉感伤的色彩。此时此刻，一片片惹人感伤的落花又映入诗人的眼帘。诗人把特定地点（金谷园）落花飘然下坠的形象，与曾在此处发生过的绿珠坠楼而死联想到一起，寄寓了无限情思。一个“犹”字渗透着诗人很多追念、怜惜之情。绿珠，作为权贵们的玩物，她为石崇而死是毫无价值的，但她的不能自主的命运正是同落花一样令人可怜。诗人的这一联想，不仅是“坠楼”与“落花”外观上有可比之处，而且揭示了绿珠这个人和“花”在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比喻贴切自然，意味隽永。
一般怀古抒情的绝句，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这首诗则是句句写景，景中寓情，四句蝉联而下，浑然一体。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