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用天空的大雁比喻太子刘盈,确立刘盈为太子,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时的事。刘邦后来发现,刘盈过于“仁弱”,担心他难以继承皇位。他很喜欢赵王刘如意,觉得刘如意很象他。但是,刘盈是“嫡出”,吕雉所生。刘如意是“庶出”,妃子戚夫人所生。废嫡立庶,是件大事;况且,吕雉又是他的元配,曾经患难与共,他一时委决不下,多次征求亲近大臣的意见。但是,大臣中多数是刘邦的故交,和吕雉也有情面;而戚夫人,除了皇帝的恩宠以外,绝没有吕雉那样的“群众基础”。所以,包括留侯张良在内的一班老臣,都劝刘邦不要免去刘盈的太子地位。刘邦看到大臣们拥戴刘盈.认为他象鸿鹊,甚至“一举千里”,那是受了蒙骗。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说的还是刘盈,刘邦仍被假象蒙蔽着。吕稚知道刘邦的心思,暗暗心焦,她更知道“母以子贵”的道理,谁的儿子做皇帝,生母就是皇太后,无上尊贵,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求助于大臣,甚至不惜屈尊下跪,求张良帮助。最后,她就按张良的主意,让刘盈去巴结当时的四大名士“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儿正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四皓”,即四颗明星。张良就让四个老头儿当太子的老师。“四皓”曾拒绝过刘邦的遨请,不肯出山做官,如今却同刘盈同车四游,使刘邦误以为刘盈有才能,孚众望。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面对戚夫人的哭泣,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情。刘邦病重以后,自知大限不远,曾又一次和大臣们提到接班人问题。大臣们除了陈说利害以外,都对刘盈极口称赞,使刘邦最终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戚夫人时.戚夫人十分悲伤,泣不成声。刘邦宽慰她说:“为我兹舞,吾为若楚歌。”《鸿鹄歌》,就是这样一首忧心忡忡、情意绵绵的歌。
刘邦不无忧虑地死去,活着的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双双被狠毒的吕雉害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雉给收拾了,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手脚,挖眼熏耳,扔到茅房里.看到戚夫人被吕雉变成“人彘”的惨相,连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都愤怒地大骂:“此非人所为!”
《鸿鹄歌》情真意切,巧用比喻,仍是楚辞遗风,联系史实去读.不乏感人的艺术力量。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沂县)。其时金朝已亡,生母张氏已久故,“外家”人物零落殆尽。《人月圆》小令即作于此时。
同题的第一首:“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表达了“卜居”东园后屏隔红尘、醉度余生的感受。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
先看一、二句。“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中已说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春,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于是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正是他离京十年、旧地重回的感受。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此时已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了。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花落水空流”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用杜诗,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去马来牛”化用《庄子·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之意。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便与原解无关,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江山易主,故里非昔,对于“红尘”中的时世,“莫问”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
六、七二句的“谢公”、“羊昙”,是联为一义的典故。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离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镇广陵。太元十年(385),谢安扶病还京,经过西州门,对左右说:“吾病殆不起乎!”不久果然病逝。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从此悲戚辍乐,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后来因为喝醉了酒,误入这一禁区,发现时已经过晚。他日诵曹植《箜篌引》的诗句,恸哭而去。元好问既以谢安的“扶病”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又以羊昙的“挥涕”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所谓“一醉都休”,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
至于末二句的“生存华屋,零落山丘”,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这是对“一醉都休”的事实上的否定。“生存”与“卜居”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扣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刘郎去后重来,犹见“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面目全非;“清泾浊渭,去马来牛”,非不可辨,作者却“凭君莫问”,不愿意再细详世事,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作者宁可付之醉忘,反映了“旧家人物今谁在”(作者《东园晚眺》句)的严酷事实;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引曹植诗句,作为古今至理,则是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及“卜居外家东园”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
这首小令典重蕴深,带有较重的词味。这一来是因为“人月圆”本属词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词、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
这首诗的第一句平平而起,不着痕迹。第二句调子突然高昂,旋律突然加快,从而形成一个高潮。一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振”字则间接点出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种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甚至于遏行云,“振林樾”。
三四句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是作势。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也是全诗的转折点。第四句,急转直下,如千尺悬瀑坠入深潭,戛然而止。“忽然”一词,把这个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忽然”发生了变化:由响而静、由行而停,把小牧童闭口注目鸣蝉的瞬间神态写得韵味十足。而“闭”和“立”两个动词,则把这个牧童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式的机智刻画得淋漓尽致。全诗纯用白描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倍觉小牧童的纯真可爱。
这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唱歌的派头,何等散漫、放肆;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这首诗正是在这种起伏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诗的语言,明白如话,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捕蝉,捕到没有,诗人没有写,留给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去思考。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描写,直接抒发生活的感受,看似闲情逸致,实则寄托情思。同时这首诗不顾及格律,活泼自由,语言浅显明了,形象自然生动。综观全诗,它所描绘的和平、宁静和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所刻画的活泼、自在和天真无邪的牧童形象,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真性情”。诗人曾经说过 “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毋庸讳言,诗所描绘、所刻画的,正是诗人毕生追求的境界,也正是他所一再强调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