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