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内容很平常，读来却有一种新鲜感。它的佳处，就在于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里人们习见的现象中，敏感地发现和领悟某种新鲜的经验，并用通俗生动而又富于理趣的语言表现出来，能给人以某种联想与启示。
第一句当头喝起。“莫言下岭便无难”，这是一个富于包孕的诗句。它包含了下岭前艰难攀登的整个上山过程，以及对所历艰难的种种感受。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岭看得容易和轻松。开头一句，正像是针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诫，又像是提醒别人，耐人寻味。
第二句申说、补足首句。“赚得行人错喜欢。”“赚”字富于幽默的风趣。行人心自中下岭的坦易，与它实际上的艰难正成鲜明对比，因此说“赚”——行人是被自己对下岭的主观想象骗了。诗人在这里只点出而不说破，给读者留下悬念，使下两句的出现更引人注目。
三四两句承接“空喜欢”，对第二句留下的悬念进行解释。本来，上山过程中要攀登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也会相应遇到多少道山岭。山本无知，“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形容却把山变成了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它仿佛给行人布置了一个迷魂阵，设置了层层叠叠的圈套。而行人的种种心情——意外、惊诧、厌烦，直至恍然大悟，也都在这一“拦”一“放”的重复中体现出来了。
诗人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作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