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以鸟自喻，鸾鸟在乌云滚滚、凶隼横行的天空中欲飞不能，徘徊不前；飞翔时遭到弓箭的射击，栖地则常被罗网束缚。这“冤颈折翼”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恐惧时刻遭害的身世象征。同时，鸾鸟所处的险恶环境，也暗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群的凶险。接下由鸟而人，见物伤怀，抒写心中的忧思。作者在“心结伤肝”的言情之后，通过想像构境再现出自己的困境，最后表达了逃离社会、远游避祸的人生诀择。这首诗善于借物构景以显情，形象而委婉，言少而意深。
此诗主要采用比体抒情写志，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显示出作品的特色。开头四句先写自己的恶劣处境，诗人自比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一开始即写出天空布满乌云，鹞鹰正无所顾忌地在空中疾飞，鸾鸟则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徘徊，无处可去。诗人以鹰隼与鸾不同处境的对比，暗示凶残小人的得势与自己受到的倾压排挤。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敌随时都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快如疾风的箭已安好在弩机上，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扳动机关。进既不能，又无法后退：到处长满荆棘，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在写足环境之后，接着的四句转写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悲痛心情。从“发忠忘身”到“自绕罔”是一个过程，二者之间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冤颈折翼庸得往”，具体写出“绕罔”的惨状，扭歪了脖子，折断了翅膀，再也不能自由地飞翔。“涕泣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是自诉悲痛之辞，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心灵震颤。诗人忠而得谤，故泪水滂沱，内心烦乱。在以上四句中，“自绕罔”的“自”字，看似对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委婉自责，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对“发忠忘身”、独力奋斗的自信与自豪。“发忠忘身”四字，尤其是一个“忠”字，是这几句的重点，也是一篇《绝命辞》的主旨所在。诗人写作《绝命辞》的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表明心迹，即使冤死，也希望求得当世与后代人的理解。
诗人虽忠而见诬，但并不就此罢休。以下“虹蜺”等四句，从环境与自身二者的结合上写出自己的抗争与进一步的失望。“虹蜺”，指空中水气受阳光照射出现的彩晕，传统上认为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暗淡的为雌，称蜺。写环境的前两句说，天空虹彩夺目，太阳的光辉反而晦暗不明；邪气（孽）弥漫，天色幽暗，看不到远方。这两句赋中有比，写景之中兼有象征：“虹蜺”与“孳”象征得势的邪佞小人，“日微”与“（天色）未开”，象征君王受到小人的蒙蔽。接着的“痛入天”二句说自身。从“呜謼”二字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是以鸾鸟自比。鸾鸟在“寃颈折翼”之后，忍痛冲出罗网，直入高空呼叫，但他天大的冤屈无处诉说。诗人以“冤际绝”说自己的冤屈，可见他蒙冤忍辱的深重。在封建社会中，昏君重用小人，常被委婉地说成小人蒙蔽昏君。诗人求告无门，说明汉哀帝早已与群小沆瀣一气。后来李白在诗中说“为有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正与此相近。
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既得不到理解，便转而求助于自然界冥冥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仰天光兮自列”，“列”是说“陈列其心”（《汉书》颜师古注），也就是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招上帝兮我察”，光是“自列”还不够，又请天帝来察看。这两句，相当于常说的“昭昭此心，天日可表”的意思。以下两句写天帝的反应：“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风”、“云”似都受到诗人的忠诚与不幸的感染，发出了吟叹之声，天色变得阴暗起来。诗人这样写，一方面在于表明自己的至诚足以感天动地，同时也从对面映衬出自己在人间不被人理解的寂寞以及忠贞反遭不幸的悲愤。正是顺着这一感情的脉络，篇末的四句表明了自己对恶浊世道的决绝的态度。
末四句以“嗟”字领起，长声唱叹，感慨不尽。“嗟若是兮欲何留”，以“若是”总括上述的种种情况，包括环境的险恶，小人的迫害，帝王的昏瞆，等等；以“欲何留”表明自己已无意于久留于人世。“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形象地写出将离人世而去的情状。龙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神物，诗人想抓住神龙的胡须直上九霄，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永远不再返回。政治黑暗，处境危殆，前途无望，使诗人对人世毫无眷恋之意，故他将死写得十分超脱，这就愈见其内心的凄苦了。“世我思”是说：日后在天下大乱之时，世人痛定思痛，才会重新想起有过“发忠忘身”但在当时受到误解的“我”这个人。从末句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时局的严重忧虑，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切中时弊的“危言高论”的正确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诗在形式上采用句中夹入“兮”字的楚辞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此诗对楚辞的继承，则不局限于个别用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打通天上人间的丰富想象，广为采用的比喻、象征、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大义凛然与孤高自伤，都使此诗十分贴近屈原的作品。具体说来，与屈原《九章》中的《惜诵》尤为接近。整篇《绝命辞》所要表达的，即是《惜诵》开头四句所陈述的精神：“惜诵（痛惜陈述）以致愍（表达忧痛）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证）。”《绝命辞》与《惜诵》相关的字句更多，如“矰若浮猋动则机兮”与“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发忠忘身自绕罔兮”与“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与“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令五帝公平判断，请六神检验是否有罪）”，等等，都可以清楚看出《惜诵》的影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绝命辞》自身的价值。诗人对《惜诵》的学习，是建基于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之上的“凭情以会通”（《文心雕龙·通变》），是在自己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化入，而非生搬硬套的阿拙劣仿效。《绝命辞》基本上通篇以鸟自喻的写法，也是明显有别于《惜诵》的。这一写法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穷鸟赋》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绝命辞》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