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
湘灵是神话中的湘水之神，屈原曾以《湘夫人》为题写过她们。这时的鲁迅，同当年的屈原有相似的悲愤心情，这时的中国也同当年楚国一样的黑暗和腐败，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大多跟《离骚》同调。如《送O.E.君携兰归国》中的“椒焚桂折佳人老”，《无题》中的“花树已萧森”，此诗中的“芳荃零落”等，都可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学习与借鉴。
这首诗的正面是写“秋象”，全诗都笼罩在一派秋色的肃杀的氛围中，这正是中国那时一片政治氛围的象征。首句：“昔闻湘水碧如染”，暗点一个“秋”字，但“昔”时的秋是美丽的；接着，诗人不避重，用了“今闻湘水”一语，一个“闻”字把今、昔紧紧联系起来，作了鲜明对比：富有诗情画意的“碧如染”，一变而为触目惊心的“胭脂痕”。这一巨变，不仅震惊，连作为神的湘灵也没有想到。她照常梳妆打扮，妆成临水而照，才发现湘水已经变色。“皎如皓月窥彤云”，一个“窥”字写出了湘灵惊骇的神态，她简直不敢正视那惨烈的情景。这句诗意，可能取意于刘安评《离骚》的话：“嚼然泥而不滓”。作者鲁迅在这里除了写湘灵的神貌，还在于说明：阴云不能毁损皓月的皎洁，比喻革命者的精神是摧毁不了的。“芳荃零落无余春”，比喻革命力量被摧残殆尽，社会了无生气。颈联既是湘灵皎瑟歌唱的内容，也是作者鲁迅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中，……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句诗的最切实的注释。“皎完瑶瑟人不闻”，比喻由于军阀的禁锢和封锁，人们难以知道生活中发生的悲惨事实。“太平成象盈秋门”，末句明写出“秋”字，与首句的暗点遥遥呼应。
全诗爱憎分明，对比强烈。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互相反衬，层层加深。这首诗的格调，尤其是前四句描绘和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种明快和优美的境界，在鲁迅诗作中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