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诗的一开头点出登亭。第一句写自下而上望去，西亭高出鸟外，从登前写亭高。第二句写登临后向四周望，身与浮云相齐，从登后写字高。三、四两句开始写登亭后的“观眺”。用山下的点点树影，千村万落和眼前的苍天，脚下的群山烘托“亭高”，并构织出辽远的画面。五、六两句以西亭所见景物。点出登临时的天气。“残虹”、“急雨”，都符合夏末秋初天气特征，从而暗示“早秋”。一“挂”一“过”，一静一动，景象十分生动；而从“陕北”、“关西”两个大的方位来写，尤其符合登高的特点，场面辽远而开阔。七、八两句由远眺写到近观，均从颜色着笔来写，陡峭“青壁”，弯弯“绿溪”，加上“洒榼”、“瓜田”，把山上山下风光写得别有风致。
以上由登亭写到观眺，以下写登亭观跳所感。“微官”两句反映着诗人的不得意，但却出之以放达之语；而诗的最后两句“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才写出真心思：对长安的留恋，其中包含政治上的希望，如“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所反映的显然不单是乡土之情。“望”字也就自然照应了题目“观眺”二字。
这篇作品以“高亭”为观察点，以“观眺”为线索，开头写登亭，接着六句写登亭“观眺”所见，结尾四句写登亭“观眺”所感，层次井然有序。此诗虽为五古，中间写“观眺”六句却两两对偶，上下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构成生动画面。最后两句在上文登高远眺基础上，仍扣应“观眺”二字来写所感，线索清楚，结构完整。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一个“重”字，一个“愁”字，开篇明义。
京城一年一度又是清明，也许清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漂泊在外的游子此刻的心中却贮着一片愁楚。一开篇，全诗就置入了青灰的愁绪中，奠定了抒情状物的基调。清明节，唐人有游春访胜、踏青戴柳、祭祀祖先的风俗，往往倾城而出。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就惟妙惟肖地点染出了这种境界。说点染，是因为是作者并未进行全景式的描述，而是采用动静结合，声色倶出的特写手法，犹如一个配着声音的特写镜头，生动自然。远处，甬路上传来了一阵吱吱嘎嘎的行车声，这声音有些驳杂，看来不是一辆车，它们到哪里去呢？“柳色东城翠”，哦，原来是到东城去折柳踏青。一个"翠"字不禁使人想到了依依柳烟，濛濛新绿的初春图景。接着，“花落声齐生，莺飞蝶双喜”，诗人又把想象的目光转向了绿声青青的郊外。
坐在马车上，顺着青色的甬路来到绿意萌生的柳林，来到万勿复苏的郊外。白的杏花、粉的桃花轻盈地飘落，而毛绒绒、绿酥稣的小声却齐刷刷地探出了头，给这世界点缀一片新绿。群莺自由自在地翱翔，美丽的蝴蝶成双成对地嬉戏，一切生命都在尽享大自然的温柔和丽，这该是何等畅快、舒心。
然而诗人并未“渐入佳境”，笔锋一转，把目光收回身旁。"堂堂坐相忆，酌茗代醉"，一动一静，两个镜头浦，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独坐旷室，痴痴地追忆什么，继而端起茶杯，默默一饮而尽，叹口气又呆呆坐出神。这里的孤寂、愁思，这里的凄冷、沉默，同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欢愉的郊游人群形成了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诗人追忆什么，是童年无拘无束的天真自由，少年隐居的苦读生活，还是欲登仕途的漂泊岁月？诗人在愁什么，愁仕途的艰辛难挨，还是愁人世的沧桑易变？
融融春光下诗人抒写了无尽的感慨，个中滋味令人咀嚼不尽。 诗人想入仕途却又忐忑不安；欲走进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却又于心不甘。种种矛盾的情绪扭结在一起，寓情于景，寓情于境，自然而传神地表达出诗人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