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两句,感慨立功边塞之志不能如愿,只得借诗把闲散于东南的满腔幽恨抒发出来。由“绝域从军”即一向关注的西北边疆局势遥遥说起,实指那种“气寒西北何人剑”的经世雄心,可是现实中哪里能寻得这样一个舞台。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甚事”(《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如今不也还是落得“幽恨满词笺”的结局么?那么所谓“幽恨”又何指?诗人尝自陈:“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或者大展雄才,或者远避尘嚣,这是他平生心事之不可割分的两个层面。于是有下文“负尽狂名”的情极之语,郁勃苍凉,令人耸然动容。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两句直抒胸臆。诗人在《己亥杂诗》中曾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愤慨,正可作这两句的注脚。立志革新的诗人,本想以“剑”与“箫”这一武一文来实现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今写了一些满纸幽恨的词章,丝毫无助于补偏救弊,岂不是徒具狂名!
全诗意境雄浑,感情奔放,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此词是一篇怀远人之作,开片三句,写凭栏遥望所回忆起的往事:“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园”里的种种欢娱的事。“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是一个对句,对的及其工整。
凭栏遥望,不禁回忆起往昔的欢乐,由此想到现在:往昔欢聚的那些人,现在都如“流水”一样各自“东西”,由于分别得久了,感情渐渐的淡漠了,由此引出“未有”“锦字系鸿雁”。
过片思远人的人,现在的生活情景: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年光少味”与前片的“欢事重重”相对应。“开残槛菊,落尽溪桐”写尽了深秋,花败叶落的凄惨景象,表露出看到这幅秋景的人此时的心情。“开残槛菊,落尽溪桐”,是一对句,它与前面的“南苑吹花,西楼题叶”,遥相呼应。想当初是“欢事重重”现在是“年光”“少味”,“几处歌云梦雨”现在只落得“尊前淡月西风”,没有“锦字系鸿雁”“此恨”又能“谁堪共说”。只能把满腹的离愁别恨都 “付”与“绿酒”中。正像晏几道在《阮郎归》里说的那样“愁肠待酒舒”。
怀着一腔希望,期待着佳期的到来。幻想着佳期到来时,见到日思月想的人,一定让他看“香袖”上的“啼红”的情景。
此词由凭栏回忆开始,写到现在,由眼睛看到的萧瑟的秋景,写到主人的悲不自胜。期待着再次相逢。全词婉约有致,情溢言外,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