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
开头三句,排空而下,真情直语,感人至深。“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也是同样的。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怀。因为作者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消除的。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不能“不思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此词写得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依从父命,感于身世吧。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确实是一份“不思量,自难忘”的患难深情。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 ”写自己在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常怀念的故乡,在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相聚、重逢。“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达了爱侣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正是东坡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胜,全在于此。别后种种从何说起,只有任凭泪水倾落。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
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而柔肠寸断。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在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在这里作者设想死者的痛苦,以寓自己的悼念之情。东坡此词最后这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明月夜,短松冈”二句,凄清幽独,黯然魂销。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