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本首诗通过向舟子询问“前程”，表达了诗人漂泊后的寂寞以及对所在世道的黯然之情。
诗人到处漂泊，等走到一个渡头前，虽然问的是前面的路程，当更深处是在问自己：我的前途在何方，我将要去哪里呢？一种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问前程，既问自己，也是问国家、民族，既表达了诗人漂泊后的寂寞和黯然之情，也表现了对所在世道的忧虑和愤懑之情。
三四句是说作者看到江里了浪花的激荡，内心的激动也久久不能平静。而淮河里面的波澜，诗人表达了一种欲降服，欲感化的壮志豪情。不过词词句句中多少充斥着忧伤的情怀，悲观的心绪。
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当与《宿建德江》作于同时，为孟浩然漫游吴越时的作品。诗用问答的形式写行旅之情，显得旅情无主意，全靠船夫。第二句为全诗中心，表现了盼望快点到目的地的急切心情。但淮河风浪却很大，只好在河湾处暂作停泊，颇有吴越尚远，日暮途穷之感。“复”“足”，虽是平常之语，却是诗中之眼。
《打马赎》不见于《宋书·艺文志》，却著入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载有《打马赋》一卷，并云：用二十马，今世打马。大约与樗蒱相类，元陶宗仪则把它刻入《说郛》中，到清代其传本有咸丰年间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长沙叶德辉《丽廔丛书》本，俱题为《打马图经》。名称与《直斋书录解题》相异，其原因大概《图经》中有赋，而且赋在《图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致。但不管怎样，它们指的应该是同一本书。伍氏刻本与叶氏本相较，用以叶氏本为胜，而叶氏本则来自于明沈津的《欣赏编》，在其流传过程中据传有格一卷不著作者姓氏，又掺入图式一卷而陶宗仪的《说郛》中却役有，显然后人对其做了增改，在次序上《打马图经》一卷，前为序，序后为《打马赋》。
从结构上看，序文不仅是《打马图经》之序也是《打马赋》的序。在内容上，序文不仅介绍了《打马赋》的创作背，而且总结了打马的体例、经验和方法。《打马赋》则对打马游戏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如龚克昌先生所言：《打马图经序》是打马游戏的经验总结，而《打马赎》则是打马游戏经验的具体实践，两者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因此，只有结合《打马图经·序》和命辞，才能全面正确的理解《打马赋》的内容。
打马是一种博戏，由来已久而南宋尤盛，与其他游戏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且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理不经见；藏酒、樗蒱、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抽关头、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打马游戏可多人参与，雅而不俗，又能增其智慧，故为李清照所独喜并以打马之戏为赋。作为棋类赋的创作者，她不是第一人，但把打马游戏写入赋中却是第一个，正如她在序中所言：“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马赋》写打马游戏但却不是作者轻松、自由的游戏之笔。而是寓有深意，这可以从其创作的背景，及题材本身的特性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