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
这组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诗首句“将军作镇古汧州”，点明此诗颂扬的对象，下面二句诗即介绍了将军担任镇守之职后，古州出现的繁荣景象。诗人着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节气和清夜的丝管，使人感到这里不再有边地的荒凉，不再有边地的战火气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水腻山春节气柔”，水腻，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态，和夏水的汹涌浩荡有别。用“腻”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诗人的赞美之意。“山春”二字简洁地描绘出群山万壑山花烂漫的无限春色。节气柔，是说节气柔和，风雨以时。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丽的春光，则正是“节气柔”的结果。这是总写春日白天的边镇风光。入夜以后的边镇，又是一番景象。诗人只用了“满城丝管”四字来描绘它，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丝管之声不是只从高门大户中传出，而是大街小巷满城荡漾。一个“散”字用得极妙，把万家欢乐，没有边警之扰的景象烘托了出来。丝管之声发自“清夜”，又说明边镇在欢乐中清静而有秩序，虽然欢乐，却不扰嚷。因此，地虽是“穷边”，景却是美景。难怪从内地来的客人看到这种春意盎然、歌舞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这是边塞之地。这种太平景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作镇”的将军。但是诗人却没有对将军致边地于太平之功直接赞美一词，只是把赞美之情暗含于对美景的赞扬之中，用笔显得非常委婉。结句写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说誉词。“行人不信”，似乎是作为客观现象来写，其实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包括诗人自己。那种由衷的赞美之情写得蕴藉有味。
第二首诗描绘的也是一派太平景象，但这太平景象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而是将士们长期英勇守边的结果。如果不是“箭利弓调四镇兵”，就难以实现“蕃人不敢近东行”，当然“沿边千里浑无事，唯见平安火入城”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表现出了将士守卫边疆的功劳，表达了作者对守边将士的由衷赞美之情。
《望江南·多少恨》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词人以词调名本意回忆江南旧游，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以梦中的乐景抒写现实生活中的哀情，表达对故国繁华的追恋，抒发亡国之痛。全词语白意真，直叙深情，一气呵成，是一首情辞俱佳的小词。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开头两句是说，我有多少的恨，昨夜梦中的景象。
开头陡起，小词中罕见。所恨的当然不是“昨夜梦魂中”的情事，而是昨夜这场梦的本身。梦中的情事固然是他时时眷恋着的，但梦醒后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却使他倍感难堪，所以反而怨恨起昨夜的梦来了。两句似直且显，其中却萦纡沉郁，有回肠荡气之致。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三句是说，还像以前我还是故国君主时 ，常在上苑游玩，车子如流水穿过，马队像长龙一样川流不息。正是景色优美的春天，还吹着融融的春风。
后三句均写梦境。“还似”二字领起，直贯到底。往日繁华生活内容纷繁，而记忆中最清晰、印象最深刻的是“游上苑”。“上苑”，皇帝的园林。在无数次的上苑之游中，印象最深的热闹繁华景象则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后一句语本《后汉书·马皇后纪》：“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用在这里，极为贴切。它出色的渲染了上苑车马的喧阗和游人的兴会。紧接着，再加上一句充满赞叹情味的结尾“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上苑游乐当然不一定都在“花月正春风”的季节，但春天游人最盛，当是事实。这五个字，点明了游赏的时间和观赏的对象，渲染出热闹繁华的气氛；还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象征着在他生活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春风得意的时刻。“花月”与“春风”之间用一“正”字勾连，景之秾丽，情之浓烈，一齐呈现。这一句将梦游之乐推向最高潮。
从表面看（特别是单看后三句），似乎这首词所写的就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实际上作者要表达的倒是另外一面——今日处境的无限凄凉。但作者却只在开头用了“多少恨”三字虚点，通篇不对当前的处境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这场繁华生活的梦境进行有力的反托。正因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景象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可再现，所以梦境越是繁华热闹，梦醒后的悲哀越是浓重；对旧日的繁华眷恋越深，今日处境的凄凉越不难想见。由于词人是在梦醒后回想繁华旧梦，所以梦境中的“花月正春风”的淋漓兴会反而更触动了他囚徒般岁月的悲慨。这是一种“正面不写写反面”的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