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的赋前小序交待了作者创作此赋的缘由和目的,正文分两层。
前两段为第一层,这一层铺写了一系列凄凉的秋声:百虫哀鸣,落叶秋风,蝉声,螿声,蛩声,雁声,汇合成一首暮秋交响曲。而写各种秋声时,又多把秋声人格化:百虫声则为“迎暮”,落叶声则称“吟秋”,秋蝉声则曰“思”,寒螿声则谓“愁”,中间又穿插各种凄凉秋景的描写和游子、思妇对秋声的凄凉感受,把秋声烘托得很凄凉,作者之“孤”也暗寓其中了。其中,前段写秋天景色,融入了作者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后段集中描写秋天景色,展开联想,扩大境界,结合历史人物典故,使主题意义显得更加深远。
第三段为第二层,这一层是作者直写自己对秋声的感受,以抒其“愤”,表明了作者的心态,显示作者不愿屈服于邪恶黑暗力量的信念。但又用对比手法,先写前人:以谢安之“风流”,山涛之“多可”,犹为秋声而感叹,而自己一生坎坷,无谢安之得志,又一生耿介、无山涛之权变,身处逆境,老去年华,闻秋声而不禁有所动。这里,作者写的是前人,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愤”之情已溢于言表。不过,作者的所感所动,既不同于宋玉因感于秋风叶落而悲叹失志,又不效法潘岳面对萧索秋景而企想隐居,而是惊秋发愤。作者化用曹操《观沧海》中“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意直抒自己不畏压抑,不服老病的激烈情怀,又借雄鹰在鞲犹思慕一搏以表明白己不肯放弃理想的雄心。作者惊于秋声,不甘时光流逝,所以,作者在赋的最后以被系绊的老马自喻,要在垂暮之年,秋风之中,呼啸前进,以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给人以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全赋在艺术上主要采取了铺垫烘托,正反对比的手法,作者为了突出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先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从萧瑟凄凉的秋色,哀怨凄切的思妇、征夫的悲秋之情,忧郁深沉的文人的悲秋之情三个方面进行渲染烘托,同作者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雄鹰在鞲,企望高飞的满怀豪情形成鲜明对比,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老当益壮的情怀。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