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此诗开头六句，是从题前着墨，借追念平生，写出自己的生活、情性，再转到当前。他这年三十七岁，说“闲居三十载”，是就大体举成数而言。过去精神寄托所在是诗书和园林，官场应酬这些尘事、虚伪欺诈这些俗情是远隔而无沾染的。四句盛写过去生活的值得追恋，也正是蓄势；接着便迸发出“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的自诘，强烈表现出自悔、自责。这里用十字成一句作反诘，足见出表现的力度；说“遥遥至西荆（荆州在京都之西）”，自然不仅是指地理上的“遥遥”，而且也包括与荆人在情性、心理上的相隔“遥遥”。
“叩枻”以下八句是第二节。前六句正面写“夜行”，也写内心所感。诗人挥手告别岸边的友人，举棹西行。这时，新秋月上，凉风乍起，夜景虚明一片，天宇空阔无垠，平静的江波上闪映着月影，望过去分外皎洁。这是无限美好的境界，但是，作者如此着力描写这秋江夜景，不是因为“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而正是为了反跌出自己役事在身、中宵孤行之苦。一切美景，对此时的诗人说来，都成虚设；反足以引发其深思，既追抚已往，也思考未来。这样，“怀役”两句，便成了绾结上下的关捩语句。
结尾六句，抒写夜行所感。在上节所写境和情的强烈矛盾下，诗人不自禁地像在自语，也像在对大江、秋月倾诉：“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像宁戚那样唱着哀伤的歌来感动齐桓公以干禄求仕的世不乏人，而自己却恋恋于像长沮、桀溺那样的并肩而耕。“商歌”、“耦耕”，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作者在此已作了明确的抉择。“耦耕”是“归隐”的代称，所以下文就是对未来生活的具体考虑：首先是“投冠”（不是一般的“挂冠”），掷弃仕进之心，不为高官厚俸牵肠挂肚；其次是返归故里，在衡门茅舍之下、在田园和大自然的怀抱中，养其浩然真气。诗人深沉地想：要是这样，大概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了吧。一个“庶”字，也表现出诗人对崇高的人生境界的不息追求。
诗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写江上夜行的所见、所遇，无一不真切、生动，发人兴会。其抒述感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语。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昭昧詹言》）；又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道腴”（《昭昧詹言》），此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