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描写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在这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最后两句想象荷花如同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头颅。全诗写景雅致,想象奇特。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一幅美丽雅致、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蘸入水中的,红色亦不改;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就在这显示着大自然美妙与神秘的、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烂漫夺目地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与千顷碧波相映生色。
诗人把荷花写得无限妖饶,充满生机,但是最后两句的想象,却充满了血腥和不祥:“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诗人实在无法表达内心深处对荷花的独特感受,于是生发出一个兵家典故:孙武斩吴宫女。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诗人把荷花比喻成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的头颅。用“佳人头”作为诗歌意象来形容莲花的鲜艳、娇美,前所未有。这个比喻险怪、冷艳,带有几分杀机,包含着一个附庸国国君潜意识中的不平之气。不过如此一来,如火的蓼花映照下的水面则宛若一池血水,难怪当时人们都认为此诗不是吉兆。
这支小令容量有限,内容也十分简单,说的仅是一名女子借酒遣闷,饮前奠酒,祷祝能与情人频频相见。论起作品的艺术特色,恐怕只有“明白如话”四个字。然而读后还是可以产生一些联想,这说明它还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量的。
联想之一,是曲中“普天下心厮爱早团圆”这句话。《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结末有一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曲辞,如今是妇孺皆知的名言,因为它恰恰总结了全本《西厢记》的主旨。金圣叹评点《西厢》,对第五本处处看不上眼,唯独对这一句赞不绝口。后人还巧妙地取来了《琵琶记》“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的曲句,来对偶“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成了各地月老祠的佳联。《西厢》的警语同该曲的这一句如出一辙。在无法判定两者孰先孰后的情形下,只能说它们是偶然的相合,说明这一句话确实表达了封建礼教禁锢时代人们内心蕴藏的共同愿望。不消说,该曲在“明白如话”的同时产生出脍炙人口的佳句,这一点就颇不简单。
联想之二,是女子的祝告内容。女子在“频祝愿”后才来一句“谢神天”提及自己,固然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爱可能,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因她见惯了天下有缘男女因受各种客观情形的阻碍以致不得团圆的现实,而自己在条件上还远不如他人。联系首句的“闷酒”,竟连咽都咽不下去,足见她同心上人的阻隔,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女子“谢神天”,仅祈愿“教俺也频频的勤相见”,而不敢直言“团圆”(曲中显然是男女结合而共同生活的意思),也可见两人之间存在着礼教条件下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这一切只是推测,却说明作品在“明白如话”之下也隐含着婉曲的意旨。
联想之三,是女主人“闷酒”究竟“饮”了没有。“闷酒将来刚刚咽”,“刚刚”是使劲、勉强而非“刚才”之意,否则同下句“欲饮先浇奠”就明显矛盾。宋无名氏《相思会》词:“人无百年人,刚作千年调。”句中的“刚”,亦作死劲、勉强之解,可为一证。在世人看来,女子完整的活动过程,是取来酒浇愁释闷,可咽不下去,于是泼在地上“浇奠”;祝祷后是“饮”了,然而虽然胸中语已一吐为快,却饮的还是“闷酒”;足见“频频见”的愿望实难实现。这一联想同样是“求之于牝牡骊黄之外”,却再一次显示了作品意蕴的想象空间。
五代冯延巳有《长命女》词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被诵为名篇。人类的审美出于同情,只要人同此心,心同此感,即使浅显明白的作品,也会增现艺术的魅力。这是最后一则联想,却也是由该曲生出,故附记于此。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词几乎全是抒吐对往日恋情的回忆,一双爱恋的人两情相许、郑重盟约的情境,深挚动人。词人对当时景象的宛然追忆,浸透了离别的酸楚。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景与追忆往昔。“燕归花谢,早因循、又过清明”,燕子归来,群花凋谢,又过了清明时节,首句交代了时令,即暮春时节。词人用“燕归”来暗指世间一切依旧,可是自己所爱之人却不能再回来,所以才会“是一般风景,两样心情”。
词到下片.纳兰睹物思人,发出了旧情难再的无奈慨叹。“乌丝阑纸娇红篆,历历春星”,在丝绢上写就的鲜红篆文,如今想来,就好像那天上清晰的明星一样。“道休孤密约,鉴取深盟”,丝绢上写的是当初二人的海誓山盟,这些文字作为凭证,见证了不要相互辜负的密约。然而,誓言也会有无法实现的一天,如今回忆起往事,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打湿了银屏。词到“语罢一丝香露、湿银屏”时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