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茫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茫茫,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挽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