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先描绘的是一片大好春光。阳光普照下，触目所及处，园林草木青翠，红花满地。啼声清脆的流莺在人们春游时布置的华丽筵席周围飞来飞去。在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中，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出场了。他悠闲地跟随着那些华美的车子，他骑着马儿，尽兴游遍京城郊外大好春光。这位意气丰发的游春少年形象，有可能是天圣九年（1030）进士及第后的词人的写照。
下片中涉及的季节仍然是春天，但与上片好景致、好心情不一样，写的是迟暮之人年华如梦、世事沧桑之感。他一觉醒来后，感受到的是年华有如春梦一般的短促，而且此时，悠悠往事、千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词人把往事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以“烟雨满楼山断续”，即主人公此时内心种种愁思外化而形成的景致进一步展现他心情的沉郁。意思就是说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就如满楼烟雨般凄冷迷乱。词作结尾处描绘的主人公百无聊赖地闲倚栏杆的身影，与下片词情沉重的氛围相映照，再进一步表现主人公的愁绪无法排遣。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不同时期的两种春景、两种心情，对比中透露出深沉的人生感慨，颇具深婉之致。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是一首咏马诗，诗人借骢马的伏枥境遇、雄姿才力以及立功心愿，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和自己的才能襟怀，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此诗分四段，每段四句。起四句为第一段，叙写骢马立功西域；“功成”四句为第二段，写骢马的性格；“腕促”四句为第三段，写骢马的骨相才气；末四句为第四段，写骢马的志愿。全诗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借物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段写骢马的来历。“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高仙芝是安西都护，他的毛色青白相间的骢马，随着主人东至长安，名声与身价也随之骤增。“此马临阵”二句，补叙骢马曾在边地立过战功，它虽是牲畜 ，却有人的感情。一心助主人建立大功。“与人一心成大功”句，深受清代诗歌批评家沈德潜激赏，可见它们都是杜甫颂马德的名句。
次段“功成惠养”四句，描写骢马的性格。这一段诗意紧承上文，从前，骢马立功西域，如今，随主人入朝，受着恩惠被豢养在厩里。“飘飘远自流沙至”，意思是说骢马从遥远的沙漠地区来到这里。此句照应上文，与“来向东”同意，仍然是叙述骢马的来历。继而，诗人借用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意，称誉骢马的品格。老骥伏枥，尚且有千里之志，何况骢马并没有衰老 ，“雄姿”尚在，“猛气”犹存，因而，它不甘心接受伏枥豢养的恩惠，时刻不忘建功沙场。诗意透进一层，骏马的品格表现得极为鲜明。
“腕促蹄高”四句，概述骢马的骨相形貌，二句写腕蹄，二句写身躯。“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据《相马经》载，良马腕须短促，促则力健；蹄须高厚，蹄高则坚硬。正因为腕促蹄高，踏地如铁，所以几次蹴踏，就使层积的交河冰破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五花，骢马毛色，散在各处，如满身云锦。这匹骢马是汗血马，奔驰万里，才能见到身上汗流如血。这两句已从马的形貌写到马的材力，与末段诗意紧相衔接。
末段四句写马的才力和志向。“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电掣倾城知”，二句承上文诗意，继续写出马的才力。因为它雄俊绝伦，京都“壮年”都不敢骑乘它，骑术高超的人驾御它，风驰电掣地在城里奔跑，全城的人都知道它是一匹良马。“青丝络头”二句，照应“雄姿未受伏枥恩”，写出骢马向往西域战场，诗人代马言志，是说带上青丝络头，老死在槽枥间，这并非它的志向，它要冲出横门道，重新驰骋于西域战场上。横门道是去西域的必经之道，出横门道，意谓欲驰驱于战场。以感慨的语调结束全篇，更能点明全诗的题旨。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结构独到。杜甫的歌行，纵横跌宕，富于变化。此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在结构上，颇见诗人的匠心。他并没有走从马的形貌写到它的品性、志向这种艺术构思的老路，就题落笔，从高都护回朝，写到骢马的来历，第一段叙骢马立功西域，第二段接写它因功成而受到惠养，第三段写马的骨相形貌，与第二段“雄姿 ”、“猛气”相吻合，又为第四段写马的才力和志向作铺垫。可以说，这样安排，不但层次清楚，而且很注重前后的关联，达到了更好“寓情于物”的审美效果。诗人将马的来历、形貌、品性、志向融合起来描写，分插各段中，其结构方法适应了连接联想的构思特征。
其次，前后照应。诗歌十六句，共四段。诗人在段与段之间，前后衔接紧凑，前后相互照应，情感线索蕴含其中，筋脉联络，如走月流云，使马的形象生动，也有利于表现思想情感。
再次，咏物特点。作为咏物诗，此诗摹写骢马的形貌、才力、品格、志向，句句写马，体贴入微，颇得其神理。诗人借着骢马的伏枥境遇，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借着骢马的雄姿才力，喻写自己的才能襟怀；借着骢马的立功心愿，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杜甫确是一位“未受伏枥恩”、“犹思战场利”的、不懈地追求理想的诗人。可以说，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在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讲究韵律。这首诗的前三段，各押一韵（一、平声东韵；二 、去声寘韵；三、入声屑韵），唯独末段却是二句押一韵，“骑”、“知”，押平声支韵，“老”、“道”，押上声皓韵。沈德潜对此诗结句的用韵评价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