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首联用明快的色调，简洁的笔触，勾画出一幅春郊送别图。这两句诗不只是写景而已，它还交代了送行的时间、环境，渲染了离别时的氛围。
颔联，云雾缭绕的九华山路旁，寺宇时隐时现。“九华山路”暗示裴坦的行程。眼前绿水环抱的青弋江村边，春风杨柳，轻拂桥面。青弋江在宣城西，江水绀碧，景色优美。“清弋江村”，点明送别地点。“云遮寺”，“柳拂桥”，最能体现地方风物和季节特色，同时透出诗人对友人远行的关切和惜别时的依恋之情。这里以形象化描绘代替单调冗长的叙述，语言精炼优美，富有韵味。两句一写山间，一写水边，一写远，一写近，静景中包含着动态，画面形象而鲜明，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以上四句通过写景，不露痕迹地介绍了环境，交代了送行的时间和地点，暗示了事件的进程。
颈联叙写行者与送行者的不同心境。“的的”，是鲜明的样子。裴坦刚中进士不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像鸿雁那样展翅高飞。所以，尽管在离别的时刻，也仍然乐观、开朗，而诗人自己宦海浮沉，不很得意，此刻要与好友离别，临歧执手，更觉“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史记·苏秦传》），一种空虚无着、怅然若失的感觉油然而生。
尾联把“送裴坦”和自己将要“赴官归京”两重意思一齐绾合，两人原来是一起从京城到宣州任职的，此时却不能一同回去了。在这风光明媚的春日里，诗人只身回到京城以后，将会感到非常寂寞的。
后面四句，借助景色的衬托，抒发惜别之情，更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全诗写山水有远有近，抒情有虚有实，以江南美景反衬人物的满腹愁情，情韵悠扬，风华流美。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上片是回顾宋朝屈辱的历史。也许作者出于对前首词所提及的“后死无仇可雪”问题的担忧，这首词开头第一句“离乱从头说”似乎就有意提出人们早已忘却的往事，以引起回忆。“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是追述自宋初以来长期的耻辱外交。早在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时，便以“澶渊之盟”向辽国岁赠白银十万两，绢缯二十万匹，换取中原的暂时和平，首开有宋以来向外族纳贡的先例。其子仁宗赵祯时，向辽国岁贡银绢又各增十万两、匹。此后，辽亡金兴，北宋朝廷又转而向金纳贡，数额有增无减。但是，这种作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引起对方的觊觎，得寸进尺。于是河洛尽失，而宋室乃不得不南渡，以求苟安。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宋统治者竟至把屈辱说成是爱民。如仁宗所宣称的：“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斯物（指银缯）非所惜也。”（见魏泰《东轩笔录》）真是以罪为功，恬不知耻！陈亮在这里说：“爱吾民、金缯不爱”，即刺此事。虽然作品并未罗列上述史实，只用“蔓藤累葛”四字，已足将百余年来宋室历次丧权辱国、妄冀苟安的罪责揭露无遗。
下一句“壮气尽消人脆好”进而再揭露统治者多年来在“爱吾民、金缯不爱”的幌子掩护下推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就全局来看，南宋形势是“壮气尽消人脆好”，以这样温顺脆弱销烁殆尽的民气、士气，去对付对方的进逼，其结果就只有“冠盖阴山观雪”——珠冠华盖的堂堂汉使到金廷求和。可是，他们的交涉不能取得任何胜利，惟有陪侍金主出猎阴山，观赏北国雪景而已。作者想到这里，不禁感叹道：“亏杀我、一星星发！”痛惜自己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到的竟是如此耻辱的现实。下面再借用历史故事来批判现实：春秋时，中原大国齐的国君景公畏惧处于南夷之地的吴国，只有流涕送女与之和亲；还有鲁国也曾因遭受强齐欺凌而不予反抗，遂日衰一日。往事可鉴，对照今日宋朝屈服于金，甘受凌辱而不加抵抗这一违反常理的怪事，后果如何，不问而知。这里所谓“问”，并非有疑而问，乃是用肯定语调发出的谴责和质问。
写到此，话题和情绪同时一变，以重新振作之态，写出‘丘也幸，由之瑟’六字。《论语·述而》载有孔子语：“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又，孔子的学生子路弹瑟发勇武之音，被认为是不合雅、颂，孔子曾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作者各取此二语中的前三字为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日幸有如吾二人这样坚毅的志士，虽举国均以举兵北伐为过，但我俩迄今坚持不懈。以此结束了上片，并为下片定下基调。乍一看，这两句话来得突兀，似乎显得生硬，其实不然。这是陈亮一贯的词风。他好为“硬语盘空”，这种风格，恐怕与他在南宋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焕发起斗争到底的精神密切相关。
下片是写设想中的救国行动。《新唐书·李光弼传》曾记大将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之事，云：“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辛弃疾早年曾建立过有名的“飞虎军”，金人为之震慑。作者设想，若由弃疾带兵，定会出现“斩（崭）新换出旗麾别”的新局面。
这种设想，也许早在上饶鹅湖之会时二人就商议过，因此，这里所谓“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可能就指的是这件事。“拆开收合”，即解剖分析。基于此，“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扑肢动骨”便是作者想象投奔这支抗金新军后大显身手的兴奋情景。因留恋鹅湖之会、向往二人共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产生上述设想，这是很自然的。继而，语势却忽然一落千丈，接一句“这话霸（即话柄）、只成痴绝”，明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这种语气的跌宕起伏，恰恰说明作者情绪大起大落。他虽然残酷地宣告自己幻想的破灭，却又极其冷静地指出了真实。“只成痴绝”四字虽然饱含作者的失望和痛苦，却又是他理智的反映。“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是发自幻灭之后的感叹。他有感于《庄子·大宗师》中所谓天地是大熔炉的说法，想到人生犹如铁在洪炉之中，扇鞴（鼓风吹火的皮袋）鼓风，火力顿炽，顷刻即将消熔。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势。不过，作者的这种幻灭感，却又并非对理想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失望，而是深为人生有限而感到惋惜。但他又不是单纯留恋人生，而是深憾于不能亲见理想的实现。关于这点，在结尾的“淝水破，关东裂”二句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作者再一次用了他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已用过的谢安于淝水之战中大破苻秦八十万大军入犯的典故，但这不是雷同，正说明这个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爱国志士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胜利的憧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怀的。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好友辛弃疾听的，自然不是只谈他自己的志气与渴望，而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