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衣巷》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感慨藏而不露，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人此前尚未到过金陵，始终对金陵怀着憧憬，正好有友人将自己写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便乘兴和了五首。乌衣巷原是六朝贵族居住的地方，最为繁华，如今有名的朱雀桥边竟长满野草，乌衣巷口也不见车马出入，只有夕阳斜照在昔日的深墙上。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我们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
记得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现在，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不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今天已经荒凉冷落了吗！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
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而今这些飞入普通老百姓家筑巢的燕子，以往却是栖息在王导、谢安两家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老百姓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这首诗写诗人对盛衰兴败的深沉感慨。朱雀桥和乌衣巷依然如故，但野草丛生，夕阳已斜。荒凉的景象，已经暗含了诗人对荣枯兴衰的敏感体验。后二句藉燕子的栖巢，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盛衰变化的慨叹，用笔尤为曲折。此诗为刘禹锡著名的咏史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
乐府诗始于汉武帝。当时有太乐、乐府二署，分别掌管雅乐和俗乐。雅乐是郊庙之乐，主要用于祭祀；俗乐是乐府机关采集的各地的风谣，以及部份文人的创作，主要是用来供奉封建王朝的帝王和贵族们作歌舞娱乐之用。《莲浦谣》属于俗乐，但是如果同《乐府诗集》中他人的《采莲曲》相比，它有深意得多。
这首诗虽只八句，而且只限于粉沫莲女在摇船这一简单的情节上，然而由于诗人巧妙地融情入景，遂使这短短的八句诗，却写出了感时、伤己、怀人、惜志等多层意思，沉郁含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诗以采莲女在溪水上划着小船出现开始。开头的“鸣桡”二字就规定了这划起桨来轧轧作响的船，只能是渔户用的白木划子，而不是轻柔的画舫。摇船的人，通过下联“莲媚两相向”的“媚”字，可知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但通过“鸣桡”的这一典型事物，就约制了读者的想象，使读者认识到温庭筠在这里创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渔家姑娘。只是她不是来采莲的，只不过是划着船经过这莲浦而已。整个诗就是她的思绪，诗人是通过她的眼光捕捉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意识流”。
由于水面比城市、山林都为开阔，所以历来划船的人几乎总是双眼望着远方的。因此，岸边那一片荒芜的草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眼帘。如果“废绿平烟”不点出那曾是“吴苑”，那读者的想象就会失去规范，诗意也就会显得朦胧起来。待到“吴苑”一出，这就无异于告诉了读者她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她，也许只一闪念，然而读者的思绪却被她引导到一个古老的故事中去了。“吴苑”是曾一度称霸的吴王夫差的殿宇。吴王夫差在征服了越王勾践以后，就沉溺于勾践送来的美女西施的绝色之中，遂不问政事而逐渐腐化起来。而越王勾践这时却正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反而一举灭掉了吴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所以从她那感叹于“废绿平烟”的眼色中，顺着逻辑思维，读者就领悟得到她此时对于唐末皇室腐朽堕落的忧虑。
船在继续前进，从开阔的湖面进入了藕荷深处。清清的水里，映出了她那衬着荷花的脸。这使她想起清晨临镜的情景：她既为青春的艳丽而自喜，也更为岁月的流逝、青春易逝而悲伤。这其实是这一类乐府的传统写法。如梁昭明太子的《采莲曲》说：“桂楫兰桡浮碧水，江花玉面两相似。”朱超说：“看妆碍荷影，洗手畏菱滋。”梁元帝说：“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李白说：“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王昌龄甚至通首都写这一点：“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声始觉有人来。”但是温庭筠在这里手法上是继承的，在写法上却有所创新。她不是纯客观地去写芙蓉和脸面，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夹杂了人物心理的悲伤色彩。水中之莲，实为镜中之面，然而莲媚却是愁红。这就披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内心的流露，他又不是运用内心的独白，而是混合了诗人的直接叙述。把香艳的流传，抹上了时代伤感的颜色；是她那眼神的流露，却又分明是诗人的痛苦呻吟。是她是己，已到了浑然忘形的地步，从而改变了乐府诗的气质。这就是温庭筠高过以前名家的地方。
下一联，那跳跃的思绪，正是她愁的具体体现。“白马金鞭大堤上”，分明是意中人已去；“西江日夕多风浪”，是耽心他的安全。杜甫在《梦李白》里就是这样表现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日夕而多风浪，这正是写出了晚唐的政治。她能因废绿而伤时，则她所钟情的“白马金鞭”的他，也定非纨裤子弟。是以她才会担心，在这样的世道里，像他那样的人，人生的道路上是会多风浪的。这两句看似离题而实未尝离题，若即若离，正是笔法的有明有暗。从精神的深处写出了她的不凡。这就不仅似浮雕，而且活灵活现了。
船仍在港内进行。于是，她看到了荷叶上的露珠，像颗极大的珍珠，在上面滚动。不知她是同情，还是鄙弃，抑或是用来对衬自己。她对此不禁感慨地想道：“荷心有露似骊珠，不是真圆亦摇荡。”乐府诗在表现上惯用谐音的手法，这里的“圆”也就是姻缘的“缘”的谐音。妙语双关，是荷，是自己。这样的句子让人读了会永远记住。它是这样形象贴切，俊语如花，而又寓意深长。露珠儿滴入了“荷心”，荷的心里明知道它不过“似”骊珠而已，绝不是真正的好姻缘。但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像骊珠样的而又肯接近荷心的。这正如俗话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是以渴望真圆的荷心，也不由的要为之而心旌“摇荡”了。用“假”亦摇荡以衬起对于“真”之痴情渴望，十分形象地写出了一个追求有理的美丽的灵魂。这样用巨大的社会压力而扭曲了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竟写得这样的美而切，令人爱不忍释。荷心指她的心，但她心中的真“圆”是什么，貌似骊珠的露珠儿又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费人猜测。
通首诗除了第一句作为人物出场的交代外，这四层，可以说都是她的心理活动。即令读者不去追寻白马金鞭指谁，风浪又是什么，甚至也不必去追问作者的身世，然而仅此读来，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心地多么善良而又忧思重重，很值得同情的姑娘，不能不为她的思虑而动心。荒野的绿色，粉红的娇荷，水银般的露珠儿，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作者把它们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结合了起来，用它们这些可见的实物来写人物不可见的心理，于是这些就都有了特定的内容。而且正是它们，使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思想活跃的她，忧伤地摇着小船，永远地在读者的眼前摇动。而那船桨的轧轧声，竟是这枯燥剌耳，仿佛在为她而呻吟。
黄子云在他的《野鸿诗的》中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像温庭筠这样的古诗，说“题既无谓”是可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借题发挥，本无所谓。但要说“诗亦荒谬”，就未免不懂得使意境诗化，这正是诗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也正诗之所以于散文之外，可以卓然独立于文坛的地方。它的优点，恰恰是寓“义理”于“姿态”之中，而不是离姿态而说理。温庭筠这里正是通过这位采莲女一路心思而创造了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姑娘，写得非常委婉温柔，又是十分聪明和多情。她不仅姿态如画，神态也逼真，非常饱满而又富有感染力。读了以后，竟使人牵挂这位明知不是真圆的姑娘，感情摇荡以后的命运。正因为她是这样的逼真感人，不由得使读者要想到：这或许正是当年的温庭筠。温庭筠曾得到过令狐綯和宣宗给予他的美好的待遇，但终因不是“真圆”吧，他还是选择了“窜死”的道路。则读到这末联，不能不为他那样的而惋惜。许多人对于温庭筠的诗只习惯于从字面去求解释，于是说他是什么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甚至是猥亵的；这当然都是徒劳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家的本身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性格、气质、文化修养以及他的审美趣味。如果顺着这个规律去找，则就会发现这位姑娘此时的心理，其寄托着诗人的感情，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