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前三句“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开篇：一定是天兵发怒了，掀翻了银海，散乱了珠帘，变作了天地间的这场大雪。
下面二句“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箔中丘壑”，漫天大雪，转眼间将箔中的丘壑便填平了。
下面五句，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雪势。“皓虎”、 “素麟”，“掣断”的“珍珠索”，“酣战”的“玉龙”，“满天”的“鳞甲”。将逼人的雪势，形象地展示出来了。
完颜亮巧用博喻手法，大笔挥洒，展现北国豪雪雄浑壮观的景象，堪称大气磅礴。绝无“天人宁巧许，剪水作飞花”的纤柔娇媚淡雅之态，亦无扑朔迷离婉秀之姿。谓其“俚而实豪”，雄气狂放，壮阔恢宏，豪宕奇险，借咏雪酣畅淋漓地展露其为人为词的当行本色，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如果说上片重在写景，那么下片则重在抒情，描述了边塞军旅在这大雪中的豪情壮志。
开头三句“谁念万里关箔，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谁能想到边关征夫在这风雪中的情景呢？以此从单纯的天上雪景过渡到“万里关箔”去了。
下面六句，描述了边塞将士在雪中的豪迈气势，剑戟戈矛，在雪色中闪射着寒光，一座座军营透出一派杀气。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士，个个豪雄英勇，都在商略如何克敌制胜。
结尾二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雪中豪饮，一醉方休，且看取雪后初晴的寥廓碧空。于豪放中又抹上一层浪漫色彩。
完颜亮笔横四野，墨翻惊澜，天上人间，丘壑、雪势军威人情浑融一体，豪咏狂吟谱成这阕咏雪绝唱。
这三首诗，都是写秦嘉奉役离乡，想与妻子留别，但妻子因病不能回来相见。本来，奉役远别，已是令人感伤之事，又不能与爱妻留别，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诗三首以表达对妻子的依依惜别，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歌以议论开头，首先大发对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欢会常苦晚。”诗本应该靠形象思维，此四句却为逻辑思维，这样写一般是容易破坏诗情的，然而这里不仅没有，反而增强了此诗的艺术效果。究其原因，是议论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围被这四句话造得浓浓的，呈现出直抒胸怀式的议论。而且四句话从大的范围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暂和艰辛，使全诗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来认识诗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别之事，给全诗造成一种高格境界。诗歌由虚到实，由议论到叙事，紧接着就将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别的前后经过叙写出来。自己要“奉时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遥远，遣车想让妻子回来面别，谁知妻子竟不能回来，看到妻子捎来的信，心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痴坐空室，长夜不眠。这段叙述不事假借，不用比兴，只是敷陈其事，但由于叙事中处处含情，字字有情韵，情深意浓。另外由于在叙事时能选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写车子的“空往复空还”，看信时的“情凄怆”，临食时的“不能饭”，空房中无人“劝勉”，直至心怀，潸然泪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笔突兀，以向皇灵发问，一下子将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要埋怨苍天和神灵。屈原放逐，作《天问》篇，一口气向苍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秦嘉在这首诗中开头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那为什么“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为什么“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达到高峰，给全诗定下情感的基调。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缓的语气，如泣如诉，表达离别之情。或通过比喻：“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表示这一去不管道路远近，中间都有种种阻拦，使他和妻子难得相见。或寓情于景：“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感觉到当时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样，连深谷中也像发起一阵悲风，以此造成凄清的气氛。或寓情于物，说好马也不听使唤了，车在途中不肯前进。种种主观感受，使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别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怀，又使情感激起一个高潮。“针药可屡进”，而连续不断的愁思是难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从而使全诗的惜别之情得到与前面一致的表现，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第三首一开头就造足了起程的气氛。室外，车夫已经赶到，车铃声响起。并用叠字“肃肃”“锵锵”来形容赶车的速度，扬和铃的声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内却是另一番情景：诗人束带整装，准备起程，再回过头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见到妻子的容貌和形体，在这奉役远行之时，不能与妻子面别，诗人起坐不宁，室内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统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气氛造得浓浓的。诗人还用赠礼表达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宝钗、明镜、芳香、素琴都是秦嘉临行前留赠妻子的。秦嘉在《重报妻书》有云：“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绷，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可见这四样东西之珍贵。由于珍贵，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叹《诗经·木瓜》中应当拿更好的东西报答对方，自谦地认为：妻子过去赠给自己的东西很珍贵，很多，自己赠给妻子的东西仍然显得很少，很不值钱，因此不能报答妻子对自己的深恩，但可贵的是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惟其珍贵却自谦，才更显出诗人的爱是无私的，是极其深厚的。这种一层深似一层的表现方式，又比《诗经·木瓜》篇更胜一筹，得到了更为理想的艺术效果。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