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
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