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曲赞扬了一位性格豪放、才华横溢的英雄：他具有文韬武略，从不计较穷通得失，入水他能斩杀怪蛟，举手他能射落大雕，筵席上他潇酒挥毫，诗文惊动四座，和那些势利小人迥然不同。
曲子开篇便气势宏大，韵调轩昂：“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作者首先写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胸怀气魄，他能咏诗，会舞剑，可谓是文武双全；此外，他从不计较个人一时的穷困失意或显达得意，思想境界也是不同凡响。
接下来的四五六句鼎足相对，用三个意象，具体描写这位英雄的文武之才：“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能像勇猛威武的周处那样，无畏地在江上斩杀蛟龙，和北齐的斛律光一样箭法高强，射中云中的大雕，更有超凡的文才，能在大庭广众挥毫写诗作文。至此，一位气概非凡的英雄形象已经塑造出来了。
末尾两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是作者对世俗小人的嘲讽，他们得志时嘲笑别人，等到他失脚后别人都笑他。作者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了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势利小人。那种人一发达就嘲笑别人无能，他却没有想到，当他任途失意甚至身败名裂之时，却被天下人耻笑。这结尾两句，对比强烈，力透纸背。
作者在这首曲子里着意刻画了一位性格豪放，不计穷通得失的旷达之士，武功超凡，文才出众。这与张可久经常描写的隐士稍有不同。这说明张可久心中理想人物，未必全是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型的隐逸之士。这首曲子写出了英雄人物应有的气度和胸怀，感情豪迈旷达，笔力雄健奔放，文辞间尽显英雄本色，在《小山乐府》中独树一帜。
在诗歌中，如果能在真实描摹客观景物的同时，又把诗人的某种独特感受倾注在景物描写之中，使读者从思想上受到感染，艺术上得到享受，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两个方面下功夫。林景熙的《溪亭》诗正是借景抒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的佳作。
溪亭，指临溪水的亭子。唐张祜《题上饶亭》诗：“溪亭拂一琴，促轸坐披衿。” 宋李清照《如梦令》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首联破题。“清秋有馀思，日暮尚溪亭”，表明全诗以溪亭为中心，逐一描绘周围的清秋初月的景色。乍读起来，似有恬静闲适的印象，细细品味，又觉不然。诗人徙倚溪亭，观览景色，思绪纷披，直至日暮，尚徘徊不下。“馀思”，是指诗人在南宋灭亡之后，时时所怀有的旧君故国之思，同那种多愁善感的“悲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了解首句所要表达的意图，就会把全篇看成单纯写景之作。只有真正领悟到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透过迷蒙的景色去探索诗人的悠悠孤愤和高洁品格。这种破题法，既无“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诗家法数·律诗要法》）的气派，也没有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而是语淡辞婉，直叙其事，于平淡之中留下意馀象外的情韵。
颔联紧承一二句。“高树月初白”，是说高高树巅挂着一弯洁白的初月，切上联“日暮”。“微风酒半醒”，在微风吹拂之下，诗人酒意初醒，与上联“馀思”呼应。月上高树，周围一片冷清幽寂。当此之时，诗人心绪不宁，“馀思”萦绕，难以去怀，从其半醉半醒的精神状态，正说明他感慨至深。
颈联写诗人举止。“独行树落叶”，踽踽独行之状如见，“树”字尤妙。“闲坐数流萤”，独坐百无聊赖，只得藉数流萤以遣闷，其侘傺不平的心情可以想见，用一“数”字，更见生动。这两句诗把其复杂的矛盾心情注入形象鲜明的画面，不难看出，其中隐现着诗人对生活的感受和时代乱离的影子。注家评曰：“此联本平，然用‘树’、‘数’二字，便觉精神振竦，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是也。”足见诗人用字之工。
末联写景。“何处渔歌起，孤灯隔远汀。”一声声悠长的渔歌，打乱了诗人的冥思遐想，举目四顾，只有远处水面上飘动着一点若明若暗的灯火，此情此景，倍添凄凉孤寂，蕴含着国破家亡、飘泊无依之感。
通观全诗，以景传情，用富有象征意义的景物描写，寄寓诗人的感慨馀思，情韵深长，颇具特色。
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