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诗中，其一既抒发了对忠君爱国但报国无门的屈原的爱慕、缅怀之情，又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伤忧苦之情
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唐人五律，多高华雄厚之作，此诗以清微婉约出之，如仙人乘莲叶轻舟，凌波而下也。”他以“清微婉约”四字标举《楚江怀古三首》第一首诗的艺术风格，确实别具只眼。
秋风遥落的薄暮时分，江上晚雾初生，楚山夕阳西下，露气迷茫，寒意侵人。这种萧瑟清冷的秋暮景象，深曲微婉地透露了诗人悲凉落寞的情怀。斯时斯地，入耳的是洞庭湖边树丛中猿猴的哀啼，照眼的是江上飘流的木兰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涉江》），诗人泛游在湘江之上，对景怀人，屈原的歌声仿佛在叩击他的心弦。“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这是晚唐诗中的名句，一句写听觉，一句写视觉；一句写物，一句写己；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诗人伤秋怀远之情并没有直接说明，只是点染了一张淡彩的画，气象清远，婉而不露，让人思而得之。黄昏已尽，夜幕降临，一轮明月从广阔的洞庭湖上升起，深苍的山峦间夹泻着汩汩而下的乱流。“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二句，描绘的虽是比较广阔的景象，但它的情致与笔墨还是清微婉约的。同是用五律写明月，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李白的“梦绕城边月，心飞故国楼”（《太原早秋》），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都是所谓“高华雄厚”之作。而马戴此联的风调却有明显的不同，这一联承上发展而来，是山水分设的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田同之《西圃词说》），“广泽生明月”的阔大和静谧，曲曲反衬出诗人远谪遐方的孤单离索；“苍山夹乱流”的迷茫与纷扰，深深映照出诗人内心深处的撩乱彷徨。夜已深沉，诗人尚未归去，俯仰于天地之间，沉浮于湘波之上，他不禁想起楚地古老的传说和屈原《九歌》中的“云中君”。“屈宋魂冥寞，江山思寂寥”（《楚江怀古三首》之三），云神无由得见，屈子也邈矣难寻，诗人自然更是感慨丛生了。“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点明题目中的“怀古”，而且以“竟夕”与“悲秋”在时间和节候上呼应开篇，使全诗在变化错综之中呈现出和谐完整之美，让人寻绎不尽。
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清微婉约的风格，在内容上是由感情的细腻低回所决定的，在艺术表现上则是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藉而不直露奔迸。马戴的这首诗，可说是晚唐诗歌园地里一枝具有独特芬芳和色彩的素馨花。
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
此首咏萤名作，以其赋物工致妥帖且深寄亡国之恨，颇为诸家笺评者称美。
词的上片，以“萤”起笔，写萤的初生情境与情状，暗蕴词人对身世的慨叹。古入以为萤为腐草所化，“初化池塘草”，既据此说，又不拘泥于旧意，换“腐草”为“池塘草”，状写萤之初生环境，使人顿生池塘生春草之感。“碧痕”似一弯春草，又似初生绿萤，既状初生之草，又写初化之萤，萤草两碧，意象新颖秀美。且“碧痕”二字，冠于篇首，突出其强烈的视角色相之美，辅之以池塘春草温馨情境的渲染，延用“化”字的神态之妙，复加“初”字，遂将腐草所化的凡俗之萤描画得鲜活动人。次句“荧荧野光相趁”，描摹初化后的成萤飘忽原野荧光闪烁的情态。潘岳《萤火赋》云：“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荧荧”二字，词人借其意义，言萤光之美；且此处更着以“野光相趁”，以“野”写光，视界扩大，并为“相趁”作铺垫。“相趁”二字，以人写物，言萤飞行原野，相互追逐，嬉戏无忧，细节选取真切，笔意明快传神，将小小生灵出落得活泼娇媚，可近可亲。此起首两句，既擒住题旨，又以光色点染意象，时空烘托情境，二者相融相生，颇切合萤之物象特征，又深蕴词人对萤之怜惜情感。同时，其词情笔意，又为后文写人事悲慨作张本。
接下来数句，场景多而转换快，词意逐层加深，皆承“野光相趁”而来，前三句，就萤的飞行，展开想像，切入人的时空。“扇薄星流”，化用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秋夕》）句意，言萤光随宫女的轻罗小扇如星光般流动翻飞。“盘明露滴”，借用汉武帝铸铜托盘承露的典故，以盘中滴滴露光喻萤光闪烁。骆宾王《萤火赋》中有“知战场之飞磷”之句，王充《论衡》又有“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为磷”之语，“秋原飞磷”即囊括其意，写飞萤如同磷光鬼火般幽幻明灭。经此三层刻画，流萤之形象更为丰富多彩。且此三句当中，随萤之飞行时空忽而天街，忽而宫苑，又忽而战场，其中人物亦随之忽而宫女扑萤嬉戏，忽而汉武帝老迈气露，忽而兵士战死沙场，不仅词境由月凉秋爽变为阴霾森森，意象也由轻柔优美转为凄苦惨烈。凡此种种，又以“零落”二字点染，字里行间，隐隐流淌着盛衰兴亡的深沉悲慨，从而也直接引发了下文词人自伤身世的感叹。
“练裳暗近”一句化用杜甫《见萤光》诗“巫山秋夜萤光飞，疏帘巧人坐入衣”及《萤火》诗“时能点客衣”之意，写萤暗自飞近读书之人。紧接着“记穿柳生凉，度荷分暝”二句，追忆飞萤暗夜飞行的具体情形。此二句描绘，对仗工稳，错综有致，笔含情韵，且于句前以“记”字领起，既追上文萤飞，又收束想像，直接切入词人自身，诸多美景，已成记忆，记得深刻只能徒增眼前之怅惘。“误我”二句是词人对自身现实境遇的无限哀叹。《晋书》载车胤好学，囊萤夜读，后成就功名。词人一改俗套，反用其事说明自己纵使如车胤苦读诗书，志高博学，而功业成就之梦亦无凭准，难以实现，只落得个自误而已。
下片笔归写宋亡之现实，深寄了词人亡国遗民之恨。“楼阴”三句叙写词人见萤生恨，人萤并写，情随境转。接下来“汉苑飘苔”三句深蕴着无限凄楚的“幽恨”。刘禹锡《秋萤引》诗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言说当年汉陵秦苑，已变为苍凉废墟，冷寂之夜，惟有几点萤光飞来荡去，令人顿生千古兴衰之叹。此词三句显然本于此诗，但又不尽同于其诗，它不是一般感叹兴衰无常的泛泛咏史，也不是寻常穷达际遇的习惯叹婉。词人面对的是更为惨痛的历史巨变，他亲眼目睹了异族入侵，血洗中原，临安陷落，崖山败亡，词中这“汉苑秦陵”，加之以飘苔坠叶、点点萤光与漫漫长夜，正是宋亡之景的真切写照。其间深蕴的家国仇民族恨，也正是其“幽恨”所在。国破家亡，让词人不由得发出“千古凄凉不尽”的无限悲慨。
行文至此，似乎已然明了“幽恨”者为何，也自然为词人心灵痛楚而深切感动。但这尚不是词人“幽恨”的全部内涵，随着词人“何人为省”的一声突发诘问，“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使其“幽恨”再翻一层波澜。“何人为省”，一是因其遗民之独特痛楚，至厚至深，难以为人理解；再则因势利人生，仓皇乱世，无人关心词人之“幽恨”。对词人而言，所幸者竟有这小小萤火“隔水”，“傍林”时时伴随，并以其“余晖”、“残影”，烛照我心，于史于人作一见证；所不幸者亦只有此小小萤火为词人知己。这声声诘问，重重“幽恨”，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限感慨，“已觉萧疏，更堪秋夜永”二句，以秋萤备感萧疏不堪、秋夜漫长寒冷难以忍受煎熬，暗寓词人之艰难处境。国灭家亡，秋夜漫漫，不见光明，前路茫茫，乱梦无准。结拍二句，上句总束前文“凄凉”景象，下句极写眼前悲怆心境，翻转作结，推进一层。其词笔命意，衰飒沉郁，细细味之，催人泪下。
王沂孙此词，咏萤而不滞于萤，拟人写萤，借萤托意，将萤之声情意志同词人今昔殊变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又兼词人大量化用典事，如同水中着盐，典化人篇，情词并茂，自然浑厚。基于此，词人寓时事家国幽恨与身世哀感于其中，使物、我，家国三者融为一体，萤、景、情诸层浑化无迹。无怪乎戈载《七家词选》评王沂孙之词有语云：“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以此观之，可谓知人知言。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