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七七。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唐诗纪事》所载的关于这首诗的本事趣闻不但生动地反映出唐代诗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所受到的普遍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广泛──甚至可以用来酬应“绿林豪客”。不过，这首诗的流传，倒不单纯由于“本事”之奇，而是由于它在即兴式的诙谐幽默中寓有颇为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感慨。
前两句用轻松抒情的笔调叙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此处却不经意地点染出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环境气氛既富诗意，人物面貌也不狰狞可怖，这从称对方为“绿林豪客”自可看出。看来诗人是带着安然的诗意感受来吟咏这场饶有兴味的奇遇的。“夜知闻”，既流露出对自己诗名闻于绿林的自喜，也蕴含着对爱好风雅、尊重诗人的“绿林豪客”的欣赏。环境气氛与“绿林豪客”的不协调，他们的“职业”与“爱好”的不统一，本身就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它直接来自眼前的生活，所以信口道出，自含清新的诗味。
三、四两句即事抒感。诗人早年与弟李渤隐居庐山，后来又曾失意归隐，诗中颇多“转知名宦是悠悠”、“一自无名身事闲”、“一从身世两相遗，往往关门到午时”一类句子，其中不免寓有与世相违的牢骚。但这里所谓“不用逃名姓”云云，则是对上文“夜知闻”的一种反拨，是诙谐幽默之词，意思是说，我本打算将来隐居避世，逃名于天地间，看来也不必了，因为连你们这些绿林豪客都知道我的姓名，更何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表面上看，这里不过用诙谐的口吻对绿林豪客的久闻其诗名这件事表露了由衷的欣喜与赞赏（你们弄得我连逃名姓也逃不成了），但脱口而出的“世上如今半是君”这句诗，却无意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诗人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尚在酝酿之中，乱象并不显著，所谓“世上如今半是君”，显然别有所指。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们。
这首诗的写作，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味道。诗人未必有意讽刺现实、表达严肃的主题，只是在特定情景的触发下，向读者开放了思想感情库藏中珍贵的一角。因此它寓庄于谐，别具一种天然的风趣和耐人寻味的幽默。据说豪客们听了他的即兴吟成之作，饷以牛酒，看来其中是有知音者在的。
词的上片泛咏福州西湖。起句写其吟咏之苦。《墓志》谓其诗“钩章稽句，掐擢肠肾”，每个字都出以苦思。此处以东野自喻，言其吟咏西湖，字斟句酌，和孟东野一样刻苦。水仙桐在杭州西湖。“想钱塘”三句先把福州西湖幻化作杭州西湖，然后由杭州西湖联想到水仙祠，再由水仙祠联想到杭州之士在水仙祠前向风流处士，“一盏寒泉饯秋菊”的情景。“更忆”三句写福州西湖之小孤山。言其同江西彭泽县北长江岸边的小孤(姑)山一样，同负盛名。它沐浴在万顷碧波之中，浪士出，烟士藏，一色空濛，而它那“望断彭郎欲嫁”的神色，更令人难以描画。在这士，作者使用拟人手法，简直把小孤山似仙非仙，空濛灵秀的景色写绝了。“谁解”三句运用《子虚赋》和《上林赋》的有关材料和典故，并以司马相如自喻，言福州西湖，浩渺宏大，气吞云梦，要把它写出来，还要请《上林赋》那样的高手，才能把它王者之气写出来。在这士，作者使用了“想”、“忆”和“谁解”三个动词，把他对西湖人文景观、小孤山以及西湖气吞云梦的气势联系在一起来写，显得层次分明，而构思又极严密。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福州西湖的爱怜。这士有两个对比。一是家乡之思同西湖之爱的对比。“鸡豚”三句写作者的家乡之思。言如今带湖春涨，山水之乐无穷，家乡的亲友望其回乡，“鸡豚燕（宴）春秋”，以叙阔别之谊。接下去三句写其对福州西湖的爱。他爱福州西湖三万顷琉璃般的水面，他喜欢卧在水亭烟榭之中，面对玉塔，于深夜之中，欣赏湖水的微澜，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在句首着以“爱”字，使之同乡思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了他对福州西湖的爱高于乡思之意。二是为西湖吟诗同处理公务的对比。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登第后，被任为僳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作者虽没不事曹务，但他在结尾四句却说，他要写诗吟咏福州西湖，碰上了强劲敌手，要像谢灵运当年西堂思诗那样做一个获得“池塘生春草”之类名句的好梦，“雁鹜如云休报事”，以免惊扰我“觅句”的努力。这样写，既照应了开头，又使吟诗同理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突现了他对西湖之爱高于其他之意。这样通过两层对比，便把他游西湖、咏西湖、爱西湖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圆满地表达出了本词所要吟咏的主题。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