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 ，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词的标题“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表明了词作内容和写作对象。
上片，描绘楚山修竹，以竹隐喻人。开头两句，以景起兴，大赞“楚山修竹”，“异材秀出”。字面上写竹材修长高大，实写楚地人才济济。紧接着用排比句，进一步写蕲州的笛竹早已闻名于世，“异材秀出”，“能远可通灵达微，近可写情畅神，谓之龙须风膺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傅藻《东坡纪年录》注）韩愈也有“蕲州竹笛天下知”（《郑群赠簟》）的赞誉。第六、七、八句用对偶句和联合词组句，承上一转，由写竹笛而进人到写东坡所赠的笛声词中仿佛发出的笛音：如树影疏，如雨后晴，如月亮明，如微风拂，听觉、视觉、触觉三者通感，富有感染力。最后四句，引用古音乐家故事，登高溯远，怀古伤今。“发声嘹亮”（干宝《搜神记》）的蔡邕笛音停息了；“江左第一”（《晋书·桓伊传》）的桓伊笛音消失了，乐坛寂寞，不知白白流走了多少岁月。“知孤负，秋多少？”让后人去伤今。这一过片句，为下片进入主题作了深厚的铺垫。
下片，由近及远，忆写赵晦之吹笛侍儿的吹笛才能。开头三句，点明此词所要赠的主要对象，即赵守后堂深院两位蔡邕式的娇美灵巧的“吹笛侍儿”。接着六句，描写“吹笛侍儿”的整个演奏过程和演技的高妙效果。开始，在花饰窗下吹奏。刚刚吹奏完《梁州吟》曲，继回荡起《霓裳羽衣曲》，广阔空间流动着徵、商、宫、羽四音，最后一音如云飘。“嚼”、“含”、“泛”、“流”四字，效果逼真，“奇声独绝”，从她们的轻笛妙曲中获得最优美的艺术享受。最后三句点题，向赵晦之发出祝愿：愿你清爽优游，安土忘怀，我仅以《霜天晓角》献上，以补“吹笛侍儿”演奏时“角”音之不强。这实为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全词围绕“竹”、“楚山修竹”、竹笛、“吹笛侍儿”，以景起兴，景事融合，由近及远。名为写楚竹，实为写楚人；名为借古喻事，实为借事伤今。怀念赵晦之的友情，文赞美了“吹笛侍儿”的高超技艺。“知孤负，秋多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对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白白流逝而伤感。但从词的整体来看，虽然点化引用了许多史事，但不为事实所局限。“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曲尽咏笛之妙”，使词篇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情趣。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 ”“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