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题旨，就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可”（江淹《别赋》）之意，写情人伤别。不过，分手地点不在江滨，似在芳草连天的古道上。上片写别景，下片写别情，结句尤佳。
分别的序幕在破晓的景色中揭开：远处连绵起伏的春山上，白茫茫的雾气开始收退，依稀现出黑黝黝的如画剪影；东方渐明，露出鱼肚白色，寥落的几颗晨星也慢慢黯淡下去。天很快就要大亮，一个美好的春日即将开始，然而无情的离别时刻也逼近了。词以“欲收”、“淡”、“稀小”等含有动态的语词，写出天色由朦胧逐渐明朗的过程，暗示恋人抬望天色而渐渐收紧的心情。“春山”二句，在勾勒晨景中，挑明了季节、时间、环境、恋人早起等内容，为伤别垫下了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想象空间。接下，文笔从天色落到人物身上：清晓的晨光下，女主人公脸上一串串伤别的泪珠不断地流落，西斜的残月，照亮她的脸庞，映出一道道晶莹的泪痕，分外凄楚动人。一个脸部特写，以天边弯弯的残月衬托女子鹅月形的脸庞，将人物也摄进了春晓画面。真是写景胜手。“别泪”二字，点醒题旨，与上片其他内容相结合，隐含他们从夜里室内话别对泣，直到天明路边难舍难分的内容。故俞陛云先生认为：“上首（片）言清晓欲别，次第写来，与《片玉词》之‘泪花落枕红棉冷’词格相似。”（《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下片由景入情。执手歧路，细细叮咛。别泪拭不干，别语嘱不尽，有情人送别，情深意长。“语已多，情未了。”纵说了千言万语，也难尽几多情意。花前月下的欢快日子已成陈迹，此后是闺房孤灯、梧桐细雨，梦里相思，“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情未了”，情难了。过片“将人人共有之情，和盘托出，是为善于言情。”（《栩庄漫记》）白描如口语，却高度概括，简约凝炼。时间消逝得那么快，分手的时刻终于来临。征马长嘶、催上行程，泪眼朦胧，牵袂依依。女子狠着心肠转身欲别，突然，“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里，词人借助芳草与罗裙同色的联想，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临别时的复杂心理和眷恋情绪。女子看见萋萋遮满古道伸向远方的芳草，想到行人将离开自己而跋涉天涯，又想到自己将苦苦地思念他，又转想到他对自己的思念，猝而又担心他会不会忘了自己。芳草与自己身上的绿罗裙颜色相同，女子由这一联想生发开去：天涯处处有芳草，她希望行人睹芳草而记得绿罗裙（自己），行遍天涯，爱情永远不变。“怜芳草”即恋女子也。南朝江总妻《赋庭草》云：“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咏裙、草同色。杜甫诗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说睹景思人。这两句词化用前人诗句而翻进一层，把许多层的心情意思揉合进去，显得更为出色。从女子回身再追补的这句话中，读者可窥到女子内心深层的秘密。女子祈愿的是两情久长，远游他乡的男子永不变心。意不明说，又非说不可，于是含蓄而婉转地指草指裙郑重叮咛了这么一句痴语。女子的情深如海，韧如蒲草，自在言外不喻之中。结尾二句，通过联想，将自然景色与心中感情巧妙地结合起来，寄兴幽远，形象鲜明。这种联想，在古诗词中常见，如：见桃花而思人面，见春山而思眉黛，见彩云而思佳人，其好处在于能巧妙而形象地刻划出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
牛希济在五代词人中以“才思敏妙”（《十国春秋》）、“词笔清俊”、“尤善白描”（栩庄语）著称。此词含蓄而深远，耐人咀嚼。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马致远在《哨遍》套数中说：“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贫无烦恼知闲贵。譬如风浪乘舟去，争似田园拂袖归。”又在《四块玉·叹世》中写道：“佐国心，孥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可见元代归田隐居的文人，生活条件未必优裕，得免饥馁已属满足。而贯云石《水仙子·田家》四首，一首写到“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另一首却说是“田翁无梦到长安，婢织奴耕仅我闲”。看来元散曲铺张归隐后“田家乐”的种种富足，既是出于愤世嫉俗的需要，也不无画饼充饥的理想意味。本曲自然也不能免俗。
作品的序络十分明晰。从“江山如画”的大背景叙出住所，再写住所中成员的日常劳作，“耕稼”引出“桑麻”，“鱼虾”引出“渔织”——列叙生活的家常。有奴有婢，丰衣足食，符合“闲适”题材散曲的模式。独具一格的是下半的结尾。“三国鼎分牛继马”是豪辣老到的俊语。在一连串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忽来此奇兀一句，顿生倔强之文气，既展现了主人的避世身份，也使隐藏在隐居生活背后的感慨牢骚之情跃然跳出。于闲适的表象下不时伺机喷发出愤世的岩浆，是元散曲这类隐世题材作品常用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其实是“叹世”、“警世”之作的一种变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