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这首诗开门便见山，以四句来状写山峰之高与它的天长地久。诗人说，金山远在那烟波弥漫的大江之中，它直插云霄，又值秋凉（下有“八月”之句为证），因此，山峰上早已是雪崖冰柱的世界了，仙宫便飘浮在其间。诗人又说，金山由天地（乾坤）扶持，历经古今，岿然不变；而日月又仿佛悬在它高高峰顶的东西两边，朝夕照耀、千古相伴。一开始，就为金山抹上了一层神异的色彩，从而为全诗奠定了雄壮的基调。
接下四句，诗人便写自己去登临金山，“搜索异境”。灵槎，即指浮槎，为了进一步加浓神话色彩，故换“浮”为“灵”。诗人夸说自己行程：我便乘着灵槎出尘世到金山仙境去，要在那仙山琼阁中探奇访胜，窥看造物主的神奇功绩。说话之间，他已登上了久已向往的金山，送目纵观，便一下惊诧于眼前天造地设的异境，连连抚膺长叹。他的思绪此时也随着多变的景物而快速运转，脑际一一闪过想象之中的四季风光，又叹道：是何等雄奇。
下面八句，诗人挥动如椽之笔，描画了金山秋日异景。其时已是傍晚，诗人留宿在金山寺内的仙阁中。趁着夜幕尚未完全降临之际，他赶紧凭窗，再次饱看奇景。刚一卷起帘子，便看见北斗七星像个勺子，闪闪发亮，挂在阁前。俯视大江，只见江中恰有一条世所罕见的大鲸，它乘风驾浪，扬起的浪花直吹长空。江上波涛汹涌，被摧毁的船只、断裂的堤岸，难以计数。此时，水天已连成一片，一条蛟龙正在兴云作雾，腾挪太空，但阵阵霹雳，又往往把它搥得无处躲藏，景象煞是奇险，不一会儿，又风平浪静了。八月的寒蟾（活泼泼地跳荡在瑶海之中，天上月，水中月，上下遥遥相对。蔚蓝的天空，这时也像是一面平滑的青铜镜，高悬在天上，倒映在水中，秋月的光辉就上上下下、一刻不停地磨着这两面镜子，把它们磨得纤尘不染。正在这时候，诗人看见一群小鸟儿，飞到了青铜镜似的蓝天之上，它们拼命鼓翅飞啊飞啊，可总也飞不出这苍茫的暮天；隐隐约约，突然又传来渔舟唱晚的歌声，悠扬动听，别有风味。然而一阵从芦花里吹来的清风，又忽然刮断了歌声，让他感到十分遗憾。这八句，诗人通过丰富瑰丽的想象，夸张多变的手法，把这神化了的金山风光，写得绚丽多彩，气象万千，宛然如在人目前，其中“鸟飞”二句，据《王直方诗话》说，还大为王安石称赏。
“蓬莱”四句，写诗人的思绪由金山想象到蓬莱。诗人既惊喜于金山的无限风光，便由此及彼，想象到久闻其名而至今尚未涉足的蓬莱，它与金山，一为海上神山，一为江中神山，那么，景象的雄伟、景致的奇绝，蓬莱该也是与金山相似的了。像眼前金山，潮生、潮落，各有一番景致；夜还晓，晓还夜，“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景物与时间、季候运会，则景色的变化，无人能够看尽。他想蓬莱仙境也是这样。
最后四句，写诗人想安身金山的念头，而又以思归作结。仙山美景是如此令人陶醉，诗人心中升起一个强烈愿望：人生百年，形影不过是世间一过客，不必徒然熬苦自己。我干脆就在此地安身立命。正在如此打算，却不料“白云南来”。故此时南来白云进入了这位正在长望中的诗人的视野，便使他情不自禁地思念起父母双亲来，而“又起归兴随征鸿”，决定还是返回人间了。
这首诗，诗人把常见的登山览景的题材，通过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写成了一首别具一格的游仙式的写景诗，通篇充满着神异的色彩，兼之感情奔放，造语奇壮，意境阔大雄伟，音调高亢嘹亮，因而在给人以壮美享受的同时，又激起人们热爱祖国山河、热爱生活的强烈感情，它和苏轼的《游金山寺》诗，同是咏金山风光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