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秦观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换而在起着变化，却又写得那样宛转含蓄，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词的上阕写明媚春光。“晓色云开”三句，奠定了春日清晨的明朗基调。雨过天晴，晓云初霁，春光如此美好，令人欣欣然以为春天是多么地随人心意。接下去春日明丽景象，从游赏于春色中的人眼中一一展现，如电影之特写镜头联翩而来：本来苍凉的古时台榭，在这姹紫嫣红时节，也显得春意盎然，似乎散发着无限的生机；飞燕自由地上下翻飞，不时地碰触到柔嫩的花瓣；串串榆钱愉快地随风飘舞，似乎直到舞蹈困倦了才从树上飘落下来；秋千高荡，但见外面绿波荡漾，几与桥面相平。此处写景，颇见功力。以苍凉古台写春，更见春色之明媚；飞燕、榆钱不但是组成春色的一道风景，更是与人一样为春沉醉的精灵。他们或不时碰碰花瓣，或在风中舞蹈，既见此物形态，更见万物心情之明朗；而写秋千则暗示出荡秋千之人，暗转人庭院、花园中的春色和春色映照下的佳人。“东风里”三句，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却写得极有韵致。朱门之内，绿柳掩映下，红妆少女弹奏着秦筝，秦声悠扬，令朱门外的人心动神驰，想象联翩。
下阕写昔日行乐与当前寂寥寡欢之情。“多情”四句承接上阕写游乐场景。作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春游之乐。华贵的马车，华美的马匹，只从游乐时所用舟车的不凡，就已经令人想见其冶游盛况了。古时出游，女子多乘车，而男子多骑马。典型的代步工具的渲染，让人想象男女同行远游之乐。“渐酒空”句，将许多行乐场面省略，而从行乐之结果来写冶游时间之长和游乐之尽兴。“豆蔻”三句，急转直下，点出以上所写盛况美景，都是前尘旧梦。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用杜牧诗意表现，用典贴切，辞约义丰。“堪惊”两字，黯然神伤，用在此处，有千斤之重。结末三句，转写面前萧瑟景色与忆旧者怅惘之情。凭栏久立，抚今追昔，十年人世遭际令人感叹无已。而眼前只见淡淡的落日，疏疏落落的烟雾，如此凄凉景物，与人物悲苦心情合二为一。随着夕阳西下，伤感的人与夕阳一样孤独落寞。
全词结构精巧，形容巧妙，语言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分析，这首词有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时间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黄昏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朱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感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分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