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四句言诗人睹物思人，次六句追忆与亡友生前的情谊，以下几句叙述亡友生平之事。这首诗通过对亡友梁九少府一生落拓不遇、不幸早夭的叙述，和对彼此生前深厚交谊的回忆，表达了诗人对亡友极为沉痛哀悼的感情。这篇哭亡友之作，在往事的叙述中间有悲伤的叹息，悲肠九转，一唱三叹，写得沉痛深挚，语言虽然质朴浅显，然内涵醇厚。
开篇四句，以睹物思人写起。“开箧”见书，说明二人交情深厚。而见“书”思人，愈增哀痛，因此感情无法控制而猛烈迸发出来，不禁悲泪滂沱，湿透胸臆。既紧切题目的“哭”字，又渲染出一种极为悲哀的气氛笼罩全诗，确立了一个“悲”的感情基调。“夜台”即坟墓。“子云居”指扬雄的故居。据《汉书·扬雄传》：“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扬在河、汾之间，汉为河东郡扬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这里一语双关，既点出梁九的墓地在扬雄的祖籍晋地，又暗示出亡友生前门庭萧条，生活清苦，有如扬雄。这两句不写诗人感到挚友亡殁而寂寞，生死茫茫而怅惘，却想象坟墓中亡友的“寂寞，”更显出感情的深婉动人。
紧接着六句，以“畴昔”二字引出对生前交游的追忆：追忆当年，贪自然之“灵奇”，共“登临”而赋诗；游“南浦”而同舟，泛“西江”而玩月”（南浦、西江均在今武昌一带）；虽勤苦（“契阔”即勤苦）多远别，但情深而缠绵（“绸缪”即缠绵）。两联细描高度概括了他们二人相处的欢乐，交情的亲密，乃至生死不渝。这既是对前面“泪沾臆”的补充说明，又反衬出痛失故友的巨大悲伤。
“九原”（即九泉）以下四句，先以“即何处”领起：意思是：亡友不知在何处？人间“万事”都是如此渺茫难求，只有“晋山”（指太行山）高耸入云，而梁九少府却深居于九泉！以自然的永恒，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流露出对梁九少府一生不幸遭遇的同情和人世不平的愤怨。
“常时禄且薄”以下，主要通过叙述梁九少府的生平，委婉揭示出当时社会对贤士的排斥和压抑，将哀伤之情抒发得更为深婉诚挚。生前“禄薄”，死后更为“贫困”；妻子远离他乡，又无弟兄扶持。描述梁九生前死后家计的贫寒孤寂，其惨痛之状犹如雪上加霜。最后六句，再写他生前仕途的坎坷：曾“十上”奏疏，“苦辛”国事，但不为所纳。长期身居微官，沉沦下僚，令人悲愤不平。“青云”（喻高官显位）虽有可致之期，但不幸却如“白日”西沉，早离人世。如今虽有清名“空留”人世，为“远近”所晓，但大志未展，功业未成，实是徒有虚名，于“实”无补。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此诗感情极为深婉绵长，个中原因固然应归于梁九少府的一生确系“命途多舛”，催人泪下，更为重要的是，写梁九的一生所历，实际也是诗人遭际的写照。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但蹉跎半生，到处碰壁，甚至“求丐取给”（《旧唐书·高适传》）。因此在“哭”亡友的同时，不由得联想到自身的困顿，自然有切肤之痛，故感情格外酸楚动人。通篇以痛哭为诗，首先从睹物思人写起，“哭”字领起全篇。然后追叙生前相处的欢乐，接着“九原”以下四句议论，对梁九的不幸深为同情，对社会的不平，悲愤难禁。然后再叙写他生前死后家计的贫苦冷寂，一生仕途的坎坷不平和英年早逝，寄寓了深深的慨叹和惋惜。最后两句再转入议论，以实绩与“空”名对比，将哀伤之情抒写得更为深沉绵长。
黄山有“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石柱峰、吴蓉峰、莲花峰，均高耸峭拔。直刺青天，形如蓬荷。王琦在解释前两句诗时说：“诗意则谓黄山三十二峰曲口莲花，丹崖夹峙中，植立若柱然，其顶之圆平者如菡萏之未舒，其项之开放者，如关蓉之己秀。未尝专指三峰而言也”
诗人自叙曾游黄山，描写其高峻神秀，有神仙遗踪。 黄山的朱砂泉，自朱砂峰流来，酌饮甘芳可口，浴洗令人心境清廓。气爽体舒。自己来到黄山时，有仙乐呜奏，温处士整理仙车相迎。以后我还会时常来访问，踏着彩虹化成的石桥，拜访温处士。
诗人以丰宫的想像、生动的笔触描绘出黄山壮丽多姿的景象；点出众降、练玉处、丹沙井，使人获得非常亲切的美感。
诗人凭借他“伊昔升绝顶”，游览黄山所得到的印象，根据所送的朋友的“处士”身份及其归居之地，驰骋想象和联想，运用有关的神话传说，创作出了这篇具右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前八句正面写黄山，描写它高峡、秀丽，是神仙修炼之地，为写送温处士归山养真修造作为铺垫。 以下十四句从“送”字着笔，是全诗的主旨，中分数层；先写与温处士相遇；次写温处士是游五岳归来，归休黄山白鹅旧居，并希望他在归休之地得道成仙，以引渡自己；再次，“去去”四勺，是写同温处士分手时道剔的话，想象他在途中的经历和将要见到的景象；最后两句写他日相访，表达了诗人对温处士的感情。诗中表现出一种飘然欲仙的浪漫主义色彩。
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开端两句，先点出新春，为“踏青”烘托了气氛，因为踏青是在人日（即正月初七），正是新年初过的时节。“城中”四句，形象地写出了踏青的阉热情况。
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该诗描写了苏轼回忆青少年时在家乡新春之际，与家人及“城中居人”游春踏青的盛况，具有浓郁的乡情。后四句刻画了一位骗钱道人的生动形象，增添了郊游的喜庆气氛。故乡的风俗民情令人倍感亲切，耐人回味。全诗语言浅显，情真意切。
《咏雪》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