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闺怨的词。选材虽传统,但由于作者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及思妇的情感表现得极其凄婉深刻,因而令人震撼,百读不厌。
“双喜鹊,几报归期浑错。”表现了闺中人急迫盼望丈夫归来又极其失望的心情。在我国民俗中以喜鹊鸣叫为吉祥。“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开元天宝遗事》)。“几”极写闺中人的惊喜,失望、复惊喜复失望。久守空房、孤寂的少妇是多么的深情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啊。双喜鹊的双字极好地衬托出少妇的孤单,真是人不如禽。“尽做旧愁都忘却,新愁何处着?”假设旧愁可以忘记,即使旧日的愁苦都忘掉,眼前被引起的新愁烦又多得没有地方容纳了。“着”多解,这里当安置、容纳解。与该句句式相同的如北宋失调名词“苦恨春醪如水藻,闲愁无处着”,吴淑姬《小重山》词“心儿小,难着许多愁”。其中的“着”均为安置之意。(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用委婉曲折的设问,把内心的悲凉苦楚表现得缠绵绯侧淋漓尽致,堪与辛弃疾《念奴娇》的“旧恨春江流不断,旧恨云山千叠”相比美。
过片描写了景物。“瘦雪一愁墙角,青子已妆残萼”,墙角的梅花凋谢了,孤零地沾在那里;几粒青而又小的梅子妆点着花的残萼。明显的暮春景色意味思妇的惜春自怜。雪,指白色的梅花,用“瘦”来形容如雪梅花,形象地写出了梅花的凋零衰败。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赞扬作者“字新”欣赏其“瘦雪”的形容。“一愁”即写孤独,又蕴含空漠无依,“墙角”是环境的冷落,也是女主人公的写照。青春而逝,红颜将老,恰如流水年华一去不再,触景伤情,其内心深处的悲凉、无助无奈跃然纸上。“不道枝头无可落,东风犹作恶。”写景抒情,总括全篇,承上作结。虽然已是败花残枝,光秃秃的枝上已无花可落,寡情的东风却依然逞凶肆虐,继续摧残着孤寂无依的梅树。
此词上阕重在心理描写,对闺中人的深沉挚受、痴情盼望的刻画极其深刻。下阕重在景物,以花喻人,贴切自然。艺术上达到极高境界。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价王庭筠不同于一般金人词风,“间涉幽峭之书,绵邈之音”《谒金门》是词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神女赋》接着《高唐赋》而来。《高唐赋》的迟回荡漾之笔,似乎在牵惹楚襄王乃致读者对巫山神女的怀想之情,只是到了《神女赋》,这位隐身云烟、姗姗不临的美丽女神才终于在作者笔下翩然现形。但作者并没有因让她与早就心驰神往的楚襄王相遇,却幽幽显现在他的侍臣宋玉“梦”中,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此赋序文叙说的是宋玉和神女相遇。开笔写的格外迷离。先以宋玉的神情恍惚、纷纷扰扰为神女降临造境,未入梦已扰人心神,然后才是女神现身,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朦胧感觉,继写宋玉梦境又历历如画地重现。这一节叙说文字扑朔变化,一波三折,显示出作者行文上的腾挪纵收之妙。
这段序文,由于版本不同,“王”“玉”互讹,梦遇神女的究竟是宋玉还是楚王,自宋以来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暂依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之说,考订为宋玉梦遇神女。
序文大意是说:宋玉跟着楚襄王游云梦,宋玉给楚襄王讲了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为他作了《高唐赋》之后,当夜宋玉果然梦见神女了。第二天他把他梦见的神女的形象描述给楚襄王听,楚襄王叫宋玉用赋的形式把他梦中的情景描写一番,宋玉照办了。和《高唐赋》一样,这段散文小序也非常精彩。它描写宋玉作梦的情景说:“晡夕之后,精神悦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若有所喜”了,这恰如今天人们开玩笑所说的“第六感觉”。宋玉对楚王描述神女的形态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这里突出地描写了神女的精神气质,她是那样地神采焕发,摄人魂魄。她作用于人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痴迷,而是整个灵魂的震颤。接着楚王又描写神女的装束与身段说:“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这里不仅形象描写得生动传神。而且句法错落,韵节浏亮,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美。其中“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言”、“婉若游龙乘云翔”诸句,形式新颖,被人称为“后来七言之祖。”
后面赋的部分大约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描写神女的容貌情态。作品先是总体的说她“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接着又分别的说了她的面貌、眼睛、眉毛、嘴唇、身段等等如何美。这段描写虽也颇费工夫,但实际并不动人。第二层是描写神女想和楚王亲近,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就是“圣贤”们所产的“以礼自持”吧,忽然又拿捏起来了。作品说:“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这段描写神女的心理情态非常细致生动。她想:你去找楚王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和他相爱吗?可是等到见面之后,当两情相通,互相爱悦,意津津而将要不能自持的时候,神女忽然变卦了,她“扬音哀叹”,甚至还带出一层薄薄的怒容。她要保持自己“贞亮之洁清”,她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于是就和《西厢记》里崔莺莺第一次邀请张生私会一样的不欢而散了。但神女毕竟是爱楚王的,她虽然没有和楚王同床共枕,但她的心却是毫无保留地给了楚王,因此她们的离别是异常痛苦的。作品对此描写说:“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采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这就是后一部分中的第三层意思。无情的离别无所谓,有情的离别是痛苦的,更何况仙凡相隔,后会无因,“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就是这种终生难忘的遗憾。
整个后一部分是用骚体句和四言句结构成的,它用词浅显,贯通流畅。诸如“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读起来唇吻调利,与《高唐赋》后一部分的侈意铺排景物、堆砌辞藻大不相同。
序文和赋辞两部分中都有对宋玉与神女梦遇景象的描摹,似乎重复,实际却各有侧重。序文中对话部分的描摹,侧重在传写神女初临时给宋玉带来的印象,妙在从虚处落笔。才思横溢的宋玉竟然也因神女的显现而陷入失态和拙于言辞的境地,正有力的烘托出神女的惊世骇俗之美,给读者以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赋辞部分侧重在对神女的容貌、情态作精工细雕的刻画。肖像的勾勒中特别注重其生气、神情的活现。静态的描摹之后是动态和心理的传写,展现出神女美丽多情,但又洁清守身,非礼难近,似乎向世人表明她的心早已交付给长眠幽冥的先王。赋辞尾部又刻划了神女脉脉含情和依依不舍的一瞥,读来令人更加令人回肠荡气和思致绵远。
数百年后,“建安之杰”的曹植受到此赋的激发,以青出于蓝的高妙彩笔创造出同样神情美丽的洛神形象,才使巫山神女在北国有了一位冰清玉洁的神女姐妹遥遥与之辉映千古。
1935年,闻一多先生曾写过一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他认为巫山神女是楚民族的第一位母亲,就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女娲等人相同。巫山神女掌管着行云布雨,也是一位造福于农业社会的精灵。同时巫山神女也掌管着男女之事,就如同《牡丹·惊梦》一场中牵合杜丽娘与柳梦梅并助其欢会的花神一样。这在原始社会本来是一位神圣、高洁而又极其富有人情味的形象。但流传到封建社会,尤其是到了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文人士大夫笔下,原有的巫山神女的形象也就渐渐地起了变化。即以此文中的神女而论,她竟然也讲究起“怀贞亮之洁清”来了,她最后竟然完全违背个人意愿扼制了内心的冲动,吞下了人生的苦果,而符合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先王”的教导。这纯粹是宋玉意识的自我表现。果然这点受到后人的称赞了,清代何焯说:“‘不可犯干’,守礼之正,所以抑流荡之邪心也。”男女爱情本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事,但在封建社会里被人看成是一种“邪恶”,因此巫山神女以及描写巫山神女的作品也就连带着被诋为“诲淫”了。
但人性是任何封建礼教所扼杀不了的,只要有男女,就会有爱情,巫山神女也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敬。三峡中巫山神女的形象高耸入云,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过客们翘首仰观;巫山神女的传说遍布中外,家喻户晓,与日俱新;有关高唐神女的文学作品,诗词曲赋,戏剧小说,层出不穷;类似曹植的《洛神赋》这种作品就更是模拟着《神女赋》写出来的。在这些地方读者都可以体会到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具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似乎有些贬意。这是与屈原作品的功利主义相对而言的。倘若从文学发展、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则宋玉的“巧谈”与“淫丽”正自不可缺少,正应该大提倡。
再补充一下版本争议问题。前面说过,《神女赋》中的一些文字,从宋代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如“其夜玉寝”,《文选》作“其夜王寝”,历代文人多因《文选》而作楚王梦遇神女。其实,文选版《神女赋》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首先看《高唐赋》,在那里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而到了《神女赋》中,却成了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又让宋玉给他“赋”一回。两篇作品的结构不一致。再看《神女赋》中的写法,是楚王给宋玉描写神女的形象说:“茂矣美矣,诸好备矣”,一直到“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云云一大段,而后又是“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两段相连都是“王曰”,从内容上看从逻辑上看都有问题。因此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作品在传抄流传中产生讹误造成的。《神女赋》序中的“王寝”、“王异之”、“王曰晡夕之后”、“王曰茂矣美矣”四句中的“王”字皆应作“玉”;而“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玉曰状何如也”三句中的“玉”字皆应作“王”。这样一来,就成了宋玉作梦、宋玉给楚王讲梦,楚王听后心里高兴,于是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这样,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这篇作品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楚襄王会神女的故事已经广泛地传播于口头,记载于简书,今天恐怕也只能是任其考订归考订,流传归流传了。
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 战城南 》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首联描绘寥廓的塞外战争背景,颔联和颈联用景物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衬托战斗的艰苦,尾联写主人公从内心流露出自豪、自信,充满了胜利的希望。这首诗格调雄浑高昂,洋溢着爱国热情,是刚健清新之作。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冻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 ,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 。“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 ,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