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
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
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
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
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
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
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
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
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
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
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