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这首词写水乡风光及生活:春末夏初,词人登上高楼,意欲欣赏江南水乡迷人的景致。他纵目望江,看到一幕动人的送别场景。
“莲叶初生南浦,两岸绿杨飞絮。”开首两句,很清楚的点出了环境和季节,莲叶初生,绿杨飞絮,把初夏时节写得生机勃勃,飞动流走。南浦泛指送别的地方,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该词所描绘的乃一条大江的渡口附近,河湖池塘,莲叶初生,微露水面,青翠欲滴,娇嫩喜人;大江两岸,绿柳成排,枝条婀娜,飞絮漫天,这意境是颇为迷人的。
词在点出了季节和渡口附近的环境之后,则进一步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和场景:“向晚鲤鱼风,断送彩帆何处?”薄暮将来的时候,江面上吹来春末夏初的暖风,带着湿润的鱼腥味,很容易引起人的情绪和联想。在渡口附近的江面,出现了一只画船,它已扬起了彩帆,在朦胧的暮色里,摇起了橹,荡起了桨,却不知去向何处。
以上季节、时间、环境、场景,均是词人在一定角度亲自看到和感到的:“凝伫,凝伫,楼外一江烟雨。”原来词人正站在江岸的一座高楼之上,在出神,在发愣,这送别场景给词人带来的感触是情意绵绵,还是怅然若失,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再看“楼外”,则是“一江烟雨”。与蒙蒙暮色相合,完全是混沌一片了。此时词人感情的潮水,也只能是一片混沌。
贺铸的好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为贺铸的《东山词》作序有云:“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这评价或许有点过分,但却准确地指出了贺词风格的丰富和多样。他虽有一些近于苏轼词风的豪放词,又有不少婉约词。《忆仙姿》前半明快爽朗,生气盎然,后半朦胧迷离,茫然低沉,正是贺铸思想矛盾复杂的一个体现。
全词虽无一字提到离别相思,却将离别相思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徐惠的《秋风函谷应诏》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三联着重描写函谷关的景色:雄关的秋风、山河的朔气,千岭的偃松、古陵的风雨,广隰的低云、重关的落日。诗人意在大肆地渲染着函谷关的萧飒秋景,格调古朴深沉,充满了浓郁的男子气概。中间着力使用“松”,“惨”二字,渲染了秋天寒冷而肃杀的悲慨格调。末句“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把太宗形象渲染的神异而庄严。虽为歌功颂德,但不失为一首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
作为一名生活在宫廷中的女性,徐惠的诗作多数与宫闱题材有关,唯独此篇与众不同。此诗省净而气度雍容,起笔高扬,富于气势。正如苏者聪先生评价的那样:“自拔于陈言之外,别出机杼,而为耳目一新之词。虽是应制之作,却写得气势雄浑,意境壮阔……但在泼墨写意中能做到工笔细描。”诗人突破了应制类诗作的固有风格,展现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个性化感受,实属难得。
从格律方面看,本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声律要求,反映了初唐诗歌在宫廷诗人手中已经朝格律化发展的程度和事实。初唐贞观时期,主流诗人不断的探索实践,积累诗艺技巧,创作出了很多合律诗歌,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这也影响到后宫女性诗歌的创作。喜爱文学,有着很高文学素养的徐惠,初步具有了一定格律化意识毫不令人意外。女诗人的创作尝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应同初唐宫廷诗人在促进中国宫廷古代诗歌朝着格律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一样,值得后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