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这首诗首联直写精舍的“静”正合于自已“寂寥心”。颔联以松杉森然排列与雨雪夜深进一步写山寺之悄无人烟与深静。颈联以僧人入眠和磬声低沉的以动写静之手法渲染静穆。尾联进一步表示虽然不一定长居于此,但明天还要进一步登上双峰胜境。这首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首联点题,并抒感。文兆是僧人,一路游方;又是诗人,故又贪于观赏景色,待他来到西山之时,早已夜色苍茫了,便乘兴歇宿在西山精舍中。一入精舍,他的最强烈的感觉,便是“静”。佛家本以“清静”为本,因此他随即感到,此处的静寂,与他自己的“寂寥心”正相符。首联两句,已含蕴着他对西山精舍的好感。
这里称心宜人,他便不忙着就寝,而是先走出户外,准备各处走走,好好领略一番。中间两联便具体描写这个“静”境。
颔联由视觉角度描写:他独自一人,慢慢在精舍内的一条小路上散步,看到老松、老杉森然排列在路的两旁;时已三更,除他而外,寂无一人,唯见天空之中,雪花裹着雨丝,纷纷扬扬,向人脸上飘来。四周万籁俱寂,便是连那松杉之“老”与雨雪之“深”,也透发着不尽的“静”意。
颈联自听觉角度描写:他又从小路尽头折了回来,徘徊在户外。此时,草堂之中,僧人们早已入眠了,唯有云阁那边,隐隐传来低沉的磬声。更深人静,兼风雪之夜,故说磬声“沉”;低沉的磬声尚能传入他的耳鼓,益发衬出精舍之静。
这种幽静境界,使他歆羡不已,便想长栖于此,从此不归。诗人继而想到自己是游方僧,四海为家,不能不归,因而尾联便道:“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作为一个僧人,固然未能久栖于此,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听说西山精舍外双峰奇绝,便要待天亮时饱览一番。
这首五律首写“静”感,中间展开,具体写“静”,尾联先呼应开头,写诗人爱其地却欲栖未遂,再宕开一笔,预作天亮时的打算,意脉相连而又开阖自如。另外,这首僧人之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