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开篇写衰草可哀，然后回忆衰草在春天披红戴紫、垂绿衔花的荣盛，最后详细铺写秋气对衰草的摧折，表现了秋的萧杀与衰草的可哀。全赋句式灵活，咏物兼以抒情，充溢着诗的意境。
“愍”是此赋的着眼点。此赋起笔转合自然，前四句先写衰草情状，以“荒径”、“寒菱”补足。中间写春日、春风中的芳草，以衔华佩实、垂绿散红等突出衰草往日的风姿。最后以“秋至”一转，言风、霜对芳草的侵夺，以“伤”、“悲”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强化“愍”的意象。“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对物候变化的体察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的领悟。卒章显其志，“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对衰草的怜惜实际上在观照着作者盛年易逝、晚年凄苦的心态。
全赋句式灵活，有骈偶句式，有五言句式，又有骚体句，咏物兼以抒情，使全赋充溢着诗的意境，其中亦夹杂着民歌的韵律，采用了回忆倒叙的赋法，从当时面对的此景此情入手，中间回忆虚写了小草从春到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了开头的感受，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衰草的哀怜写出了浓浓的秋意。
这是组诗《竹枝词九首》的最后一首。这首诗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它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不是着力于表现山水的容态精神，而是从中发掘出一种比自然美更为可贵的劳动的美，创造力的美。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开头用一个“山”字领起，一下子把诗人面对春山、观赏山景的形象勾画出来了。俗谚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地气候不齐所特有的景象。“层层”状桃李花的繁茂与普遍。此山彼山，触处皆是。那种色彩绚烂、满山飘香的景象可以想见。次句由景及人。“云间”形容山顶之高。诗人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他推断，这一定是村民聚居之处。“是人家”三字是诗人注意力的归着点。“是”字下得醒豁，表明诗人探寻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李，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绣出这满山春色的主人的所在，美是由人创造的。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以下即转为富有地方色彩的山村居民的劳动场景的描画。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两句写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挎着长刀、戴着短笠的男人们根据传统的办法前去放火烧荒，准备播种；戴着饰物的青年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修辞手法。一、借代。用“银钏金钗”借代青年妇女，用“长刀短笠”借代壮年男子，正好捕捉了山民男女形象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对仗。不仅上下两句相对，而且还采用了句中自为对（即当句对）的办法，把语言锤打得十分凝炼。
全诗短短四句，每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图，孤立起来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合起来看，恰好构成一个完满的艺术整体。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而把妇女们负水对歌、烧畲时火光烛天以及秋后满山金黄等情景统统留给读者去想象，画面的转接与安排极有理致。诗中没有直接发出赞美，但那种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那种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都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刘禹锡贬谪巴山楚水之时，接近了人民，南国的风土人情，激荡了他的诗情，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情趣，使他在美的探索中扩大了视野，在审美鉴赏力和表现力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