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
做人要讲究诚信,不能因为自己的快乐或事情就违背承诺。
开口相约,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要信守约定、践行约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够做到的。守约是诚信的要求和表现,魏文侯信守约定,冒雨期猎,体现了他的诚信。君王的诚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魏国能成为当时的强国,与魏文侯的诚信有关。
此诗前两句发出昔人不可见而春草依旧的感慨;后两句诗人展开联想,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全诗从芳草春色入笔,以景写情,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自然的规律是严峻无情的,历史的法则是严峻无情的,曾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终被人民前进的激浪吞没。面对久已消沉的隋宫废殿遗墟,诗人在首句发出“君王不可见”的感慨,这既是对历史法则的深刻揭示,也同时深含着对暴君隋炀帝的鞭答。昔日豪华的楼台亭阁,现在只能看见茂盛的“芳草”在“旧宫”废墟中迎着春日疯长着,“芳草”是作者在诗中展示的最显著最明亮的可见物,这是紧扣诗题“春草宫”而来的,“芳草”二字不仅仅形象地展示出昔日“春草宫”今貌,而且也十分巧妙地把伤今怀古的主题自然顺畅地引入了自然的法规和历史的法则序列中。“春草宫”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废殿遗墟,但一年一度草木枯荣,春色依然浓烈地妆扮着这里。
而三四句中,“罗裙色”是从第二句中的“芳草”联想而引出来的,“芳草”在春色中的艳丽和花枝招展,自然使人想起昔日这里宫妃罗裙颜色,“犹带”从语法上来看,把“芳草”与“罗裙”进行了自然地承上启下式的连接,而更主要的是把读者的思路,从眼前所见之景物而一下子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去,从诗意上紧紧地扣住了“怀古”的诗题,结句“青青向楚人”,又从历史的回顾中回到眼前“青青”的“芳草”,春回人间青青的芳草,随意根植生长在楚地,它的心意还是向着“楚人”的。昔日春草宫所在的江都古为东楚地,所以诗人把这里的人称为“楚人”,这自然是从“怀古”的角度,把笔锋扩展得很远,伸到历史的深层中去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自然历史前进的轨迹是向着人民心愿的。诗人在这里把“青青”的“芳草”拟人化,是为请出这里的自然景物作证,来阐明历史前进的严峻轨迹。
春草宫以春草命名,可见此地春色芳草之浓盛。此诗也正是从芳草春色入笔,就春色芳草的点染来抒发怀古之情。年年春意宛然,而惟不见当年的隋炀帝,结句不仅补足了句首之意,而且使诗意也进入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奇妙境界之中。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