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