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洞庭”“潇湘"点明客居地域, “叶未下"这个意象,则用来印证“秋欲生”的时令,是袅袅秋风将降的物候特征。此处化用《楚辞·湘夫人》:“塌搦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意,说洞庭湖边木叶虽然尚未凋零飘落,而秋意似乎已先来到了诗人的心上,已感觉到凉秋的逼进了。营造了一种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
颔联“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是紧承首联“秋欲生”而来,季节变化的信号自然是风雨。在风雨催秋声中,诗人无奈,只好一个人在武昌城书斋中闷头睡大觉了。这两句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
颈联“重以桑梓今,凄其江汉情”,又承颔联“独卧”而来,转入直接抒情,第五句入思乡,第六句以江汉抱合,紧承前半首。高斋独卧,冷雨敲窗,作者借此烘托出客居他乡的冷落凄清,顺理成章地将思乡之情在这里抒发出来,显得更加真挚感人。
尾联写到天外传来雁声,诗人发问。这末二句,表面上是问雁,实际上是以雁衬人,相辅而相成,借雁来抒发自己远离桑梓、流寓江湘的感情。
全诗感情脉膊的发展极其自然,“秋欲生”,自然表现为“今夜雨”,因雨而“独卧”,由“独卧”而思家。联联相承,句句牵引,丝丝入扣。全诗八句,一气呵成,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这是一首伤春伤怀之作。
该词上阕,词人描写眼前所见之景,意境凄凉。通过对面前的景物如雨后的樱桃、东风中的莺啼等的描写,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伤感以及对故人的怀念与深情。词首句起势不凡,为全篇定下了留春不住而辗转憔悴的情感基调。起首二句营造了一种与欧阳修《蝶恋花》“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相类似的氛围和心境:同样的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
下阕,词人由怜惜转为伤怀。 “黄昏清泪阁,忍便花飘泊”是倒装句。词人实在不忍香到春天的花瓣都飘零凋落了,夕阳黄昏之中,他只得泪眼盈盈。而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一声黄莺的啼叫顺着东风飘忽而至,唤起了词人对二月阳春的深情。末句, “消得一声莺.东风三月情”。“消得”本来是经受得住,这里谓无法经受,因为这一声莺啼。唤出了“东风三月情”:此处“三月情”应指惜春之情,但此词似含有一段隐情,表面上是欲留春住,其实是想留人,想留而不能留,或才是诗人的心痛处。
全词表达了词人伤春感怀之情,该词延续了词人一贯的悲愁之风,这种不事雕琢的凄凉愁苦之情最能触动人心。
诗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自然现象: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接着又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着窗户听到芭蕉声响得知夜雨降临。全诗所写之景,或夜或雨,均从屋内来写。通过对“蛩”“灯”“芭蕉”几物的描写,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对仗工整,有声有色,情趣盎然。
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的自然现象:先从听觉的角度写起,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再从视觉的角度写,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了暴风雨将至的信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联,是景物描写,既交代了时间,又描绘了夜雨来临的景状——黯淡、冷落、凄清。同时,也透露诗人孤寂的心情,零落之苦,夜深难寐。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隔着窗户凭着听觉得知夜雨降临。尔后,再写声,这声是雨点落下,打在芭蕉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响。这是很传神的一笔。令人耳目一新,极为别致。
诗歌巧妙地采用烘托手法,首二句的铺垫尤为精彩;蟋蟀的“啼复歇”、烛光的“灭与明”,造成大雨前一种朦胧氛围。后两句,雨的介入,也是通过点点滴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使艨胧和迷茫趋向清朗,令人有一种从烦闷中解脱出来的舒畅感觉。
诗歌物态生动,情景毕现。由耳闻其声,到如见其状、如临其境,将夜雨描写得淋漓尽致。全诗通过“蛩”“残灯”“芭蕉”的描摹,抒发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对仗极为纤巧工整:左右相对,如“啼”对“歇”、“灭”对“明”;上下相对,如全诗两联均为对偶句组成。对偶的运用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声律美。非高手难成此诗。语言运用“一味真朴,不假妆点”(《唐宋诗醇》),抒发真情实感,具有朴素美。
此诗《夜雨》与《夜雪》可以称姊妹篇。形式一样,均是五绝,对仗工整,用物比较。着眼点一致,皆是凭着主观直觉去发现描写,从屋内写外景,曲折有致。情调相同,孤独寂寞,含蓄深刻。
芭蕉听雨入诗,可算白氏之首创。晚唐及宋以后人多用于寄托寂寥的心绪。如林逋的“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欧阳修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不过这些诗句虽然典雅;但在体验和描摹雨打芭蕉的生动场面上,与白氏相形见绌。而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枯荷易芭蕉,则别出心裁,化而无迹。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