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该文节选自《秋水》。
《秋水》是《庄子》中的又一长篇,用篇首的两个字作为篇名,中心是讨论人应怎样去认识外物。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写北海海神跟河神的谈话,一问一答一气呵成,构成本篇的主体。后一部分分别写了六个寓言故事,每个寓言故事自成一体,各不关联,跟前一部分海神与河神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结构关系上的联系,对全篇主题的表达帮助也不甚大,似有游离之嫌。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这首诗题为《秋晚悲怀》,诗人把主题定得十分明显。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大抒悲秋情怀之后,感秋、悲秋就成为历来诗人常写的主题之一,这首诗也是借秋晚的景象,抒写诗人内心的悲感的。
起始两句“渐老多忧百事忙,天寒日短更心伤。”感叹时光易逝,壮志未酬。“渐老”则已是人生的秋天;“多忧”,可知世事并非平静;“百事忙”,可见劳生碌碌,生计维艰。但诗人伤怀者尚不止此,时已暮,天渐寒,日渐短,时序是不留情的,流逝的时光,不能够再回来了。“惟草木之零落兮,伤美人之迟暮!”作为一个有心的志士,诗人感到很悲伤。这两句是从悲秋之情着笔,先把心事和盘托出,以见情真。次两句写秋天的景色,但景中寓情,“数分红色上黄叶”,大自然原不过是点染秋色,诗人却体察到时事的易于变迁。“一瞬曙光成夕阳”,更使人深惜曙景不长,朝晖易成夕照。“数分”以显其渐变;“一瞬”,以明其短暂。秋晚降霜,黄叶染成了红色。日暮了,夕阳虽好,毕竟抵不上朝阳;“霜叶红于二月花”,虽然给人以另一种美的感受,但毕竟不及春花。诗人是多感的,他也懂得四时运行的规律,但面对现实,还是产生了淡淡的哀愁,因此这样的诗句,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感。第五、六两句写诗人开拓心胸,从现实中力求振奋。诗人想到流去的春水,应有到海的时侯,它载去人们送别之情,祝愿它流进大海,汇成那雄波巨澜,在奔腾浩瀚、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有它一份生命的力量。接着又想到山上的青松,青松的生命,是耐得住风霜的,在风欺霜打之后,依然虬枝奋昂,老干撑天,丝毫不带有畏怯的样子。前句以“应到海”表示推测,是写他人;后句以“合经霜”表示理所当然,是写诗人自己。前句于吟想中见柔情,是对他人的怀思;后句于激奋中见劲节,是诗人对自己的策励。但诗人此时并未得到完全的超脱,丝丝缕缕的秋怀,仍然使他有“岁月将零”的伤感。在诗的结尾中,诗人说:“壶中若逐仙翁去,待看年华几许长。”借用道书中壶公的故事,诗人说,如果能追随着壶中的仙翁,也许能知道人间日月的长短,而不致有岁月蹉跎、华年难再的感慨。
全诗以悲怀起兴,以自求振拔结束;中间两联,对仗自然,语言清新洒落,可见诗人风格的一斑。诗中所表达的情意,对当时怀才未遇的志士来说,有普遍的意义。
“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写作者在春天登高远望,春风拂面,满目苍翠的春景让人赏心悦目。“畅幽哉”短短三字将作者发自肺腑的畅快和愉悦表达出来。“畅幽哉”三字语气壮阔悠长,仿佛大声吟诵出来,这种酣畅淋漓的痛快不仅是因为春季的和暖让人畅爽,更有一种鸟别樊笼,鱼归故渊的欢呼雀跃。
“一时怀抱俱无奈”表明作者也曾因无法施展才智而心生疲惫,“无奈”二字凝结了空有凌云之志却乏回天之力的复杂情感,让人意志低沉。而“总对天开”四字则一洗无可奈何之态,代之以心无城府的豁达。四时运行,季节轮转,周而复始,不随人意而转移,不如处之泰然,放宽心脉。
“就渊明归去来”意即跟从陶渊明隐居的步伐而来,但因早有归隐之心却迟至今日才下定决心而“怕鹤怨山禽怪”。可见作者早就有心遁入山林与鹤为友,与山禽为伍,因自己淹留宦海若干年未能早日隐居而心生惭愧和遗憾。“问甚功名在?”表层意思是说半纸功名何需问,里层则是说不如归去林泉游。
“酸斋是我,我是酸斋”这两句轻松的自述让一个自由自在游历于江湖的贯云石跃然纸上,他大声放言道:那个辞官不做、退隐江南的酸斋就是我,这个我就是那个辞官不做、退隐江南的酸斋!这种回环往复的自我表白既表明了贯云石的洒脱不羁,也体现出他退隐之后的心足意满。
这首小令由欢畅转为沉抑继而又变得愉悦和轻松,短短九句中就现情感波澜,但整体基调高昂,适合登高远眺,迎风把酒时吟咏,抒情意味浓厚。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