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
李颀的送别诗,以善于描述人物著称。此诗就是他的一首代表作,约写于陈章甫罢官启程返回故乡之时,李颀送他到渡口,作此诗送别。
陈章甫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原籍不在河南,不过长期隐居在嵩山。他曾应制科及第,但因没有登记户籍,吏部不予录用。经他上书力争,吏部辩驳不了,特为请示执政,破例录用。这事受到天下士子的赞美,使他名扬天下。然其仕途并不通达,因此无心官场之事,仍然经常住在寺院或郊外,活动于洛阳一带。这首诗大约作于陈章甫罢官后登程返乡之际,李颀送他到渡口,以诗赠别。前人多以为陈章甫此次返乡是回原籍江陵老家,但据诗中所云“旧乡”“故林”,似指河南嵩山而言。诗中称陈章甫为“郑国游人”,自称“洛阳行子”,可见双方同为天涯沦落人。诗人通过对外貌、动作和心理的描写,表现了陈章甫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慷慨豪爽、旷达不羁的性格,抒发了作者对陈章甫罢官被贬的同情和对友人的深挚情谊。
诗的开头四句,轻快舒坦,充满乡情。入夏,天气清和,田野麦黄,道路荫长,骑马出门,一路青山作伴,更怀念往日隐居旧乡山林的悠闲生活。这里有一种旷达的情怀,显出隐士的本色,不介意仕途得失。然后八句诗,用生动的细节描绘,高度的艺术概括,赞美陈章甫的志节操守,见出他坦荡无羁、清高自重的思想性格。前四句写他的品德、容貌、才学和志节。说他有君子坦荡的品德,仪表堂堂,满腹经纶,不甘沦落草野,倔强地要出山入仕。“不肯低头在草莽”,指他抗议无籍不被录用一事。后四句写他的形迹脱略,胸襟清高,概括他仕而实隐的情形,说他与同僚畅饮,轻视世事,醉卧避官,寄托孤云,显出他入仕后与官场污浊不合,因而借酒隐德,自持清高。不言而喻,这样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注定他迟早要离开官场。这八句是全诗最精采的笔墨,诗人首先突出陈的立身坦荡,然后写容貌抓住特征,又能表现性格;写才学强调志节,又能显出神态;写行为则点明处世态度,写遭遇就侧重思想倾向。既扣住送别,又表明罢官返乡的情由。“长河”二句是赋而比兴,既实记渡口适遇风浪,暂停摆渡,又暗喻仕途险恶,无人援济。因此,行者和送者,罢官者和留官者,陈章甫和诗人,都在渡口等候,都没有着落。一个“未及家”,一个“空叹息”,都有一种惆怅。而对这种失意的惆怅,诗人以为毋须介意,因此,末二句以试问语气写出世态炎凉,料想陈返乡后的境况,显出一种泰然处之的豁达态度,轻松地结出送别。
就全篇而言,诗人以旷达的情怀,知己的情谊,艺术的概括,生动的描写,表现出陈章甫的思想性格和遭遇,令人同情,深为不满。而诗的笔调轻松,风格豪爽,不为失意作苦语,不因离别写愁思,在送别诗中确属别具一格。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