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妃的这一首咏梅花诗很有名气,古来咏梅之作不计其数,而这篇咏梅诗,别出心裁。
诗人在室内窗前从捅破的窗纸的孔洞观看梅花,并且先是细腻地描写梅花的香味缕缕如线,真是未见梅花,先闻其香。
后面又写到蝼蚁拖着梅花瓣儿,爬上东墙,这个细节令人觉得充满生活情趣,从而透露出诗人对于梅花的喜爱,对于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之情。
“刺破””“引透”“倒拖”几字,恰似一个个小小细腻的片段,把春色之浓之妩媚,以及对春的向往,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篇赋细致地刻画了一出身卑微,但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的青衣女子形象,以细腻的笔触、真挚坦白的言辞、自身亲历的口吻追叙自己的一段恋情,寄托了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赞赏爱慕。全篇文辞清丽,感情真挚,摹写女子形象尤传神动人。
赋用四言诗体形式,今存六十四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十句)集中刻画“青衣”形象,充分表现其外美内慧的个性特点。作者采用铺陈手法,从容貌、身材、服饰、举止、表情等,一直写到“青衣”的聪敏勤快、心细手巧。所有这一切,旨在说明这位“青衣”的“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只是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她投胎在“贱微”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青衣”形象时,作者自始至终把她当作“夫人”、“后妃”来对待。赋中刻画“青衣”的外貌,有不少词语乃至成句都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硕人》是一首赞美春秋初年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赋中又称“《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关雎》是《诗经》中第一篇作品。依照儒家传统的解释,这首诗是颂扬“后妃”之德的。蔡邕显然是想说“青衣”虽出身“卑微”,却具有“后妃”的美德与情操,她是绝不会去做那些不正、不好的事情的。因此,这位“青衣”在作者的心目中,俨然是“世之所希”的诸侯“夫人”、天子“后妃”一般的人物。
这样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青衣”的颂美和爱慕之意,而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因为作者与“青衣”之间毕竟存在着门第悬殊的阻碍。赋的开头“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此窈窕,产于卑微”几句,在赞扬“青衣”出类拔萃的同时,作者因“青衣”的卑微出身而产生的那种惋惜之情也溢于言表。从作者对“青衣”形象的刻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真情的流露,赞美、爱慕之意与惋惜、慨叹之情交织在一起。作者将“青衣”与“夫人”、“后妃”相匹配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这位“青衣”是完全值得作者去追求的。
该赋的第二部分(后三十四句)开头“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四句就委婉地传达出了这个意思。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庄王沉溺于狩猎,樊姬用不食禽兽之肉来进谏,她还设计让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庄王因此得以称霸。蔡邕在这里是说,世上如果找不到像樊姬这样的贤德女子,那么,楚庄王也就只能降格以求,娶一般的女子为妻了。很明显,这是在为作者爱上“青衣”寻找托词。郑季是汉武帝时名将卫青的生父,卫青的生母卫媪原为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郑季曾任县吏,被派往平阳侯家供使遣,因而与卫媪私通。这个典故用得有言外之意:既然有郑季的榜样在前,那么,作者今天与“青衣”的相恋结合也不算为过。这里或许透露出作者与“青衣”相识相恋时的身份,跟当年郑季与卫媪的情况是相似的。
作者是在“锡国”赴任途中,在“寒雪翩翩”“条风狎猎”的时节里,经过“青衣”所居“邦畿”,才与“青衣”邂逅相识的,而双方的地位与境遇又不能维持这种恋情的继续发展,因此,这场“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的经历,给双方尤其是作者带来了无限的惆怅与苦痛;赋的第二部分的主要篇幅就是写双方别离时和别离后的感情。“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是第二部分仅有的描写离别时“青衣”形象的句子,但却将“青衣”藏身僻静处目送作者远去、黯然神伤、痛苦抽泣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显得十分悱恻动人。第二部分的主要笔墨还是落在铺写作者分别时的痛心疾首和别后的深切思念上,写得也非常真挚、细腻。如果说,在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还显得比较清醒、理智,还存在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有点犹豫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已经完全为情感所支配,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蒙冒蒙冒,思不可排”,“思尔念尔,怒焉且饥”,这些赋句表达的就是情不自禁的痛苦呼叫了。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此词寄托的是一种“黍离之悲”,即故国之思,同时也寓有一种年华虚度的伤感。词中叙事、写景、抒情交错而下,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天成,如自己出,因而饶有流动自然之美。
起唱直叙春游情事:“侬是江南游冶子,乌帽青鞋,行乐东风里。”“游冶子”犹言浪荡子,“乌帽青鞋”是山野之人的服饰,词人的言语虽然豪纵,心情却甚凄苦。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又陆游《东阳道中》诗云:“风吹乌帽送轻寒,雨点春衫作醉斑。”语既出此,意亦近之。赵孟頫本是赵宋王孙,如今却在浪迹江湖,心中怎能没有感慨?所以自称为“行乐东风里”的“游冶子”,其实是百无聊赖的自嘲自笑,其中隐含着一种难言之痛。
续拍描绘眼前光景:“落尽杨花春满地,凄凄芳草愁千里。”屈原《离骚》有句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也隐喻着同样的感慨——杨花都已落尽,桃李当更无花,明明是春已去,却还说“春满地”,可见惜春之意极痴,在春已难寻之时,仍将满地杨花看做春的存在,如此婉言“落尽杨花春满地”,比直说“落尽杨花春已去”更觉伤心。以草寓愁,古来多有,如南唐李煜《清平乐》词云:“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萋萋芳草”语出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词人用此,亦寄寓着王孙流落的悲哀,芳草萋萋,一望无际,正如愁思的茫远,所以说“愁千里”。
重起转写游湖情景:“扶上兰州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兰舟”即木兰舟,南朝任昉《述异记》言浔阳江七里洲有鲁班造木兰舟,故用为船的美称。“双蛾”即双眉,因女子之美细长弯曲,犹如蚕蛾的触须,故美称为蛾眉。“扶上兰州人欲醉”上承“行乐”一语,谓被人扶上游船时已有醉意,可见此前“行乐”颇为恣肆。“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远处的青山在落日余晖中色浓如黛,与船上歌女的翠梅遥相映衬,本是山美人美,但与“日暮”连在一起,又微微透漏出一种“美人迟暮”的忧伤。情融景中,耐人寻味。
结拍翻出心中悲感:“万顷湖光歌扇底,一声催下相思泪。”“歌扇”是歌舞女郎用来传情饰态的彩扇,“相思泪”本指苦思情侣之泪,借指怆怀故国之泪。万顷湖光都展现在歌扇之下,景象十分瑰丽壮阔。一声歌起便催落相思之泪,情绪又异常凄苦悲凉。这样以清歌美景托出仇恨哀伤,尤见情思厚重,意境深远,言辞有尽而韵味无穷。
这首离别相思词,上片写游子游乐逍遥的神态,接着点出对情人的思念使他“愁万里”;过片忆起离别饯行,酒入愁肠,人已半醉;结句“一声催下相思泪”,把全词情感推向高潮,成为点题之笔。此词妙在写送别场面并未直接写情人,而只以男子口气道出,“扶上兰舟”一句告诉读者,送行的情人扶他上船,挥手而别,一时难忍相思泪。至此全词结束,给读者留下不尽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