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土和倦游情这样的词是典型的羁旅思乡的象征。连续三首诗,诗人多次运用百年和千里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交织进行的搭配,使得愁绪不仅仅弥漫在纸页上,更是充斥在整个空间里,并且随着第四维时间的推移更加的浓重。仿佛我们回到了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看到诗人的衣带正飘动,感觉到诗人的思绪刚刚开始。百年,和千里,又运用的夸张的手法,洪造得了氛围。
戍道就是为了防守边疆而修的战道。王勃是非常渴望从戎报国的。在《滕王阁》中,他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柳宗元的《小石潭纪》中一段极其别致的描写:“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于是伐竹取道”。然而在此诗中,无论是心中的渴望还是自然的美景都无法吸引诗人,高低错落如何,远近鸣环又如何。作者在这里追对它们作了粗略的带过。
涧叶繁密到无法细分颜色,山花也无法辨名。照理说,已经是迷花倚石的境界了。然而,即使见到了仙境般的景色,这种景色,现在仅仅作为诗人羁心的反衬了。诗中,一个低分色和一个不辨名,是不着一色,而写尽风流。其妙处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征战十年怨声连连的士兵看到海伦之后,心甘情愿的留学卖命。(呵呵,跑题了)。
面对如此美景,诗人只道,我的愁思到哪里低会结束。言下之义就是还乡。独在异乡,那种孤独和凄凉,日暮都会浮现和膨胀。柳宗元的小石潭竟然让他凄神寒骨。所谓的“涧叶低分色,山花不辨名”竟然变成“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首词上片通过幽谧景物和环境的刻画,反映词人的孤寂心绪;下片直接深入内心描写,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词情景交融,笔触细腻生动,语言清新明快,全词表达了作者浓厚的爱国之情。
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但景中有情。“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词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幽谧宁静的境界,烘托出词人高雅脱俗的品格。“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运用了比兴手法,以鸟自况。词人遭靖康之变,流落南方,犹如鸟宿寒枝,暂栖其身,一有风吹草动,即惶恐万状,反映了饱经战乱者的惊惧之情。
下片重在抒情。“ 等闲老去年华促,祗有江梅伴幽独。”为收复失地,词人或许亦曾有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紧迫之感。但事与愿违,面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局面,词人宁肯幽居独处,决不趋炎附势,聊以自慰的是,还有江梅作伴。词的题目即标以“梅”字,旨在以梅自况,表示要象梅花那样,不管环境如何严酷,都要保持高洁情操。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香如故”。这首词前写栖鸟惊躁,后写好梦惊回,虚实结合,前后映衬,对于突出了离乱中词人的形象极为有力。掩卷思之,当知个中意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称其“使易安尚在,且有愧容矣”而思。抑扬起伏虽然太大,但也可证明其词水平之高。
词到最后才明确点出主旨——故国之思。“梦绕夷门旧家山”,即是对北宋王朝及中原大地的怀念,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这是一组“爱情三部曲”。从开头至“与绾合欢便带”为第一部,定情:写一见钟情,“琴心先许”。从“记画堂”至上片结束为第二部,幽会:写两心相知,互赠信物。词的下片为第三部,相思:写物在人杳,再会无期。
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词中所写的美人香草当作作者寄托深意的象征物,试图透过它探寻重大的政治主题。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屈原的《离骚》便是明证。但若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固定的格套,定要苦心孤诣地寻求每一首“美人香草”词的政治寓意,则近乎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了。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贺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思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演其诗为《石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姬作否?”看来,古人并不都古板,吴曾并不以“情事”、“情词”为嫌。那么,读者对于这首《薄幸》,不妨即以其男女情的本色来鉴赏,亦无伤“大雅”。
诗无达诂。吴曾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合理想象的事实依据。“贺方回眷一姝,别久”,与此词正合。全词的情感核心正是一个“眷”字。“姝”者,美女也,词中所写的“淡妆多态”、“轻颦浅笑娇无奈”,正是“这一个”美女的独特之美──“多态”:“淡妆”是多态的反衬;“轻颦浅笑”是多态之一斑;“娇无奈”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多态”。而这种形体之“多态”,不正是她内心多情而又娇羞的复杂心态的自然流露么?此词下片所写相思之苦,也正由“别久”引发。吴曾所引之“姝寄诗”,情思深婉,形象鲜丽,引喻贴切,又可见这位姑娘文才之美。所以作者眷恋不已。如果是这样,这首《薄幸》词当作于二人定情之后、爱人寄诗之前的一段相思时节。
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的特色,除了“多态”、多情之外,尤为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主动。这与传统“佳人”形象有质的区别。试看,她对意中人“的的频回眄睐”,怎不令人销魂;她一旦确认知音,便“琴心先许”、“绾合欢便带”、“把香罗偷解”,又是何等的果断、痛快!在这位真情如火的姑娘身上,可以窥见白朴《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身影。“的的”二字,颇值玩味;既表现了作者相思时回忆往事如在目前的真切情景,又生动传神地托出了女子频送秋波的明确信息。“的的”二字迭用,虽属罕见,但用在这里却非常明晓畅达,充溢着生活气息,使读者眼中幻化出这位勇敢女性的神采。
这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情”,纯用白描手法,恰与姑娘的“淡妆”相融谐。第二部“幽会”,不宜用白描了,便以景衬情,选用了“画堂”、“风月”、“睡鸭”、“鸳屏”等典型事物来暗写。第三部“相思”为全词重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初次幽会之后再不见那位姑娘“踏青挑菜”,也就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第二层写多次托人传书递简,但阻隔重重,音信难通。第三层写后会无期,百无聊赖,度日如年。这三层步步递进,逼出了一个“苦”字。于是在心中暗暗怨恨那位“冤家”的“薄幸”;于是更加珍惜那不可重复的“定情”与“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的黄金细节:“淡妆多态……”。全词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
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爱情母题:有所爱,但不能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这首词也是一个佐证。如果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小说戏曲相比,贺铸这首小词所反映的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