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开头四句,便有许多精彩。欲写夜宿,先说朝游,笔调来得舒缓。劈头而下、突兀而起,也是一种写法,但那比较适合激烈冲荡的情绪。像这诗要表达幽深情趣,便需缓缓引入。好似游山先渡水,才觉得味道悠长。但前二句不仅是个入题的铺垫,也是诗情的动因。“朝搴苑中兰”,语出《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兰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恐怕它在霜露中凋残,而采摘把玩,这是隐喻的写法,包涵着珍惜具有才智和美德的生命的意味。谢灵运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贬出永嘉,辞官暂隐,在于他是很难接受的人生挫折,难免有才智之士不能为世所容的怨艾与自怜,这情绪便在“朝搴苑中兰”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因此乃有暮宿石上、流连光华的举动。倘无前二句,全诗就变单薄了。后二句中,“云际宿”一则略带夸张地写出石门别墅所在之高,又暗用《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待)兮云之际”诗意,透出孤独无侣、似有所待的怅惘。归结到“弄此石上月”,一个高洁多情,极富美感的形象。“石上月”不是天上月,那是流动着的如水如雾的一片,那是轻柔宛曼的乐章。石的清凉,诗人的忧郁,都写在这音乐中了。
将四句诗连贯起来,可以发现一、三句同二、四句,均是松散的隔句对。“朝搴”与“瞑还”对应,时间趋近;“畏彼”与“弄此”对应,方位趋近。你单是读,未必要多想什么,自会觉得有一种风姿、一种韵调轻轻摇曳、回环飘荡而来,恰与月华的流动重合。总之,这四句诗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而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是真正的诗歌语言。
接着四句,是对夜景的欣赏。——但又很难说是夜“景”,很难说是“欣赏”。这是用听觉在感受夜,并由感受而渐渐潜入自然的深处。张玉谷《古诗赏析》说:“中四即所闻写景,不以目治,而以耳治,是夜宿神理。”这“神理”指什么,他却没有讲清楚。首先应该说,夜景不是不能用目光观赏,也不是不能写好,古诗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描绘视界中的夜景,非着力不可,人和自然容易处在分离的状态,其效果与此诗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先看前二句:鸟的鸣叫声渐渐低落、渐渐稀少,最后成为偶尔一二声的啁啾,于是意识到它们已在林中栖息,夜越来越深;而在沉静之中,时时又传来簌簌的落叶声,于是知道山中又起了夜风。这二句已经很好地写出了山夜的气氛。因为声音是变动着的,时生时消,起伏不定,它比山林沟壑等固定的形体更能体现山夜的情趣,体现万物在根本的虚寂中运化的节律。这也许就是张玉谷所说的“夜宿神理”吧。
但后二句却是更深入的体验。这二句互文见意,是说夜中“异音”、“殊响”一起来到耳边,听来都是清亮悠扬的声调。所谓“异音”、“殊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鸟儿的鸣叫,枯叶的飘落,还是不息的山溪,断续的虫吟。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诗人称那些声音为“异音”、“殊响”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引起的人的奇异感觉。正因为这是一种感觉,那些声音也被改变了,放大了,成为“俱清越”的音调。换句话说,在诗人凝神静听山夜中各种声响的时候,那些声响唤起了人心深处的某种幻觉;以这幻觉感受那些声响,它们也变得与平时不同。这样,似乎在人的生命的深处与自然的深处形成某种神秘的沟通。确实,人们对人和自然,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因而常常凭借着神秘的感受力去体验自然。像谢灵运这样敏锐的诗人,他的体验也比常人来得丰富。
按照通常的写法,谢灵运的诗在描摹景物之后,总有一段哲理性的议论。此诗的最后四句收结,却不是如此。他只是感叹:如此美妙的秋夜,却无人能够欣赏,我也就无从向谁夸美这杯中的好酒了。言外之意,是说世人多庸俗,缺乏高逸情趣,难与自己同游。最后两句仍是用《九歌·少司命》诗意,原诗说:“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谢灵运心中盼望的“美人”终究不会来到,这只是白白地等待,直到太阳出来,晒干我的头发罢了。这里面其实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谢灵运确实希望有志同道合、情趣相通的朋友与自己共赏这秋夜景色;另一方面,绝景独游,无人为侣,恰恰显示了自己不与凡俗同流的品格,表达出孤独高傲、睥睨一世的心情。以谢灵运的性格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
魏晋南朝,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和强化的时代。而自我意识加强的必然结果,就是孤独感的产生和强化。于是,投向自然,谋求个人与自然的沟通,又成为从孤独感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之一。谢灵运这首诗,就是把孤独感,以及孤独中人与自然的感通和追求志同道合者的情绪,构造成美好的意境。尽管他的其它山水诗也有类似的表现,但都比不上这首诗单纯而优美。所以,在诗史上,这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作品。它可以说明:诗歌是怎样随着人的感情生活的丰富复杂化而变得丰富复杂起来的。
这是是一首咏物诗。前四句写花鸭身无泥渣,阶前徐行,羽毛独立,黑白分明。颔联展现了诗人发现花鸭致祸根源焦躁和急切的情状,进而在尾联直接呼劝花鸭:受人恩惠就不要“先鸣”,这也是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这首诗借物说事,笔调轻松而情感含蓄蕴藉。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诗人明白提醒读者,江头所见的“花鸭”,羽毛洁净,不染泥滓,而且步态从容不迫。屋檐下的阶除大约是众鸭得食之所,诗人把花鸭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是为了收到一种对比的效果。众鸭竞食,花鸭却独自缓步于阶前。举止显得与众不同,花鸭不与众鸭争食,也许表现了它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这肯定会引起众鸭注目,并招来不测之灾。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仍是写诗人所见。原来“花鸭”毛色不杂,只有“黑”“白”二色,但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两种对比色。它正象征着花鸭,甚至也是诗人那“黑白分明、的处世态度。可见“花鸭”正是以其特殊的“花”才引起诗人注意、得到诗人赞赏的。
这句诗中的“太”字也值得特别玩味,它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赞赏花鸭立身行事,态度特别分明、不容丝毫苟且;其一是饱含着诗人对花鸭处世过于分明会导致祸患的深深忧虑。体会到这一点,在读到后面诗人直接出场呼劝花鸭的诗句时,才不会感到突然。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前一句仍是叙写,但已侧面展现了诗人焦躁和急切的情状,后一句则是直接呼劝了。“不觉”二字,表现出花鸭十分超然的精神,对众鸭的惊猜、嫉妒浑然不觉,或者竟是满不在乎。这是花鸭受诗人赏爱的一个原因,也是花鸭致祸的根源。花鸭自然不明其中的道理,但诗人却已有过类似的教训。回想当初疏救房琯那惨痛的一幕,正是与花鸭此时处境很相似。诗人由己及鸭,不由为花鸭的处境忧心忡忡。诗人动了感情,撇开鸭与人的界限,便要直接呼劝花鸭了。实际上,“不觉”一句已暗含了诗人的劝诫,联系后一句“休牵众眼惊”的明劝,这一句所暗谕的花鸭要“警觉”“群心妒”之意就容易理解了。
“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是进一层劝说。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你花鸭既然沾受了主人的稻粱恩,就千万不要率先呜叫了,那样会触怒主人,失掉既得的稻粱恩的!但这两句诗还有更深的含义,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反思自己沾受肃宗之恩作左拾遗,最后终因疏救房琯而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
杜甫这里的“莫先鸣”,其精义就是要处于“鸣”与不“先鸣”之间,不能不鸣,也不能先鸣。杜甫丢掉谏官,缘于先鸣。以后流离陇蜀,依人为生,不鸣则无从致“稻粱”;当然更不能先鸣,一旦先鸣,既沾之“稻粱”又会失去。杜甫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通过提醒和劝诫花鸭而曲曲传出,读者自然能想象到杜甫当时处境之艰难。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