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便,不象军国大题目那么庄严。小斋即事.当然要与小斋生活情事相关。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琴棋生舌,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
首联单刀直入,直陈本意。但由于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入的力量。怜,是爱的意思。爱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爱棋,一般说来,自然是为了较智消闲,作者又不然,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局”即棋盘,方形。二句都是在琴、棋上寻其品。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宜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他的为官态度正好作“方”、“直”的注脚。
次联二句分承首联,是对首联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愈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没去愈宫商五音。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方”、“直”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两联。
前两联言心之所尚,后两联言行之结局。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南北宋之交腐败现实中,方直自然更无容身之地。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正直乃为浊世所疏,“拙”是与“巧”相对的。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百途不通,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多余韵。
末联将诗意再推进一步。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方直之品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主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人占据着有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这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又是多么含而不露.这联同时又回扣首联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是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由于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便饶有趣味,并赋予琴、棋的品格以鲜明的形象性,构思极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沦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来”,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甚高,较少俗味吧。
这首词描写的是京城夜晚的热闹与繁华。可能是词人刚到京城时所作。上片写京城之夜的喧闹景象,下片则选取了个别情景描绘:“金吾不禁六街游”,金吾不管,满街的妓女随处游荡,拉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词人初到京城,对这里不夜城般的繁华与热闹很是陌生,言谈间充满了探究与好奇。特地风光,即指不同于别处的风物人情。首句总写,领起全文。
“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盈兰灯晓夜色。”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是白描又是极力的渲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开基百年来相安无事的一个侧面,当时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过片是工整的偶句,采用了互文见义的写法。“十二”、“三千”不是实数,皆虚指,对仗的同时也写出了京城风月场所的潜滋暗涨,社会风气日益低靡不振。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末句浓浓一笔,对前文的总括淋漓尽致。
词人一生时常出没烟花之地,写此词未必有深刻的主旨。但从其平自的描写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梗概。京城自古便是富贵显赫、商家大贾云集之地,“光盈绮陌”、“蜡盈兰灯”自不必说。“珠履三千”、“金吾不禁”更令人深深回味,官员与民同乐,不再作威作福,这似乎是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象征,然而偏偏和遍布京畿的“三千”妓女搭配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绝妙讽刺,所谓的百年太平,实则已经不太平了,潜在的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