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三句,想象奇特而瑰丽,落笔颇为不俗:近在咫尺的屏风,在迷离中居然看成像天般遥远。一实一虚,一近一远,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情人远别的怀思。“十洲”,是仙人所居、人迹罕至之地。托名为汉东方朔撰的《十洲记》载,在八方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词中例以美人为仙,美人所居为仙境,暗指所思念的人的居处。十洲是仙灵境界,凡人无法到达,只有在梦中才能前往。梦醒后,看到屏风上画着的山山水水,犹疑是梦中所历,更写出梦境的虚幻和醒后的怅惘,真是妙有远神,令人掩抑低徊不已。歇拍两句写美人手执着写有无限水春心事的红笺准备寄给情人书信,此二句把寄人的红笺与十洲的残梦联系起来,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表现了词人苦恋的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下片是对往事的回忆,写抒情主人公曾无聊地独倚高楼—— 正在两人分别的水边,面对着辽阔的千里江南之地。这里所写的不是昔时相聚的欢娱,而是别后的思念,脱出词家惯常用的上下片对比的手法,感情便越觉沉厚。结拍两句,进一步写倚楼时的怀思。此处着意在“分流”二字。古乐府《白头吟》:“蝶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以水东西分流,喻人们一别之后不再相见。人倚高楼,念远之泪却滴向楼下分流的水中,将离愁别绪与怀人立情抒写得深婉曲折而又缠绵悱恻,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华山畿》是南朝时流行在长江下游的汉族民歌。相传当时有个女子,在哀悼为她殉情而死的恋人时,唱了一首歌。歌的开头一句便是这句惊风雨、泣鬼神的“华山畿”,后来用它作为歌调的名称。《乐府诗集》中共二十五首以此为名的歌曲。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吴藻是嘉庆年间浙江仁和的一位女词人。她天资聪慧,才气过人,自称“扫眉才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名媛淑女交往唱酬,颇负盛誉。所作小词巧于构思,精于造语; 长调则豪放有丈夫气,尤善题画。这首《如梦令》以寻常口语入律,可与《漱玉词》媲美。
词人抓住生活中一个细节——燕子飞入帘幕,巧妙地加以生发,用人禽对话的生动形式,抒发其春闺寂寞的心情,读来别有情趣。
首句“燕子未随春去”,出语平淡而意蕴深曲。燕子是一种候鸟,春社来,秋社去。在百花争妍、百鸟和鸣的春天,她伴随春光一起来到江南,穿帘过户,栖梁而宿;而当雨狂风斜、众芳凋零的暮春,她仍留在梁间,给爱春惜春的人以心理上的慰藉。本词开头这句略去对繁华春景的铺写,也不说春事消歇、春意已尽,单说“燕子未随春去”,则爱春、惜春之意已明。这种手法词家称之“扫处即生法”。次句“飞到绣帘深处”承接上句而补足语意。词人独处深闺,忽见一双燕子穿入绣帘,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欣喜,又是疑惑。惊的是燕子闯进闺房,可谓不速之客;喜的是燕子未随春去,说明春意尚留驻人间,何况闺中寂寞,这自天而降的小生物正好作伴; 疑的是小燕子绕梁而飞,口中呢喃不停,它究竟在商量什么呢?词人不免定下神来注视片刻:“啊! 莫非是想搬来和我同住吧! ”(侬,吴地方言,即我)燕子没有回答,可是女主人却迟疑了——“延伫,延伫”两句重言把人物恍然大悟、惊定还疑的神色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 有燕子同住,固然可聊解寂寞,但终究排遣不了心头的怨愁,所以又含笑带趣加以回绝说:“不许!”
一首短短的小令出现了两个富有个性的形象: 活泼多情的燕子和孤独寂寞的女主人。前者是后者的陪衬。自从燕子入帘,女主人的心理活动一下就活跃起来:时惊时喜,似痴似顽,自猜自疑,自问自答,嬉笑打趣的背后隐藏着春闺独处的郁闷。词中用语浅近而活泼,对话生动,纯以口语入律,“莫是要和侬住”、“含笑回他: ‘不许’ ”这类句子与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辛弃疾《西江月》“却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都是词中口语化、散文化的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