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
这首作品里江南景色是一种意象中的景色,全诗仿佛都出于大概统一这样的视角。像“楚山不可极”,就将背景的广阔简洁得说明了;“海色晴看雨,江声夜听潮”,其实也是一种大概的描绘。不过诗里也有细节刻画,诗人主要用细节刻画表现对家乡的思念,对乡邻的牵挂,旅行中见到的优美景色固然不俗,那心中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表露得很殷切。比如用星象和季风来说明远离故乡羁绊在外的情况,为后一句的难以找到合适人选来寄送橘子做了一个铺垫,心中的乡愁之浓烈可见是真实的。
江南烟雨名扬天下,但是江南临海,海岸线很长,这固有的广阔风光却历来少有写者。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就恰恰是江南山川广袤的景致。说祖咏是一位心思巧妙的诗人,确实如此。
从感情色彩上分析这首诗,诗人的表达还是很含蓄的。也许放在今天,如果做同样的事情会显得很做作,甚至有些婆婆妈妈,但是放在诗人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找不到捎东西回家乡的人而苦恼就是一种思乡情怀的自然流露。
对于诗中用到的来描绘景色的素材,大致上把江南既婉约又壮阔的秀丽山川写给了后人,也许里面有着些许豪气,但是豪气是藏在字句里的,不让读者有被气势所迫的感觉。在祖咏的《江南旅情》中,江南实在少了些脂粉气,多了些清爽。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