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这是一首送别诗，抒写作者与韦仁实兄弟的情谊，写得很有感情。

　　全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二句写伤离别。开篇迅即点题，写“送客”。送别时心情凄苦，故饮千杯而面无红色，“何物最伤心”句，唤起下文，载着韦氏兄弟的马匹已经驰去，马络头上的铜环鸣响，最能使送别人伤心。“野色浩无主”以下六句，描写送别地之景物，秋时天高气爽，野色辽阔，无人管领，斯人已去，空留旷野。目断远处，不胜惆怅，顿时使人心碎胆破。此时只有一行行官槐的青树梢簇聚着，伸向西去的官道上。景物描写中饱含着诗人送别时凄苦的心绪和眷恋的情思。“韦郎好兄弟”已经远去，回想起他们文笔精妙，字字如积叠的美玉，很觉惋惜，不能再和他们说诗论文，徒增伤感。

　　“我在山上舍”以下六句突然运用转笔，转写自己，慨叹自己困守不遇。先写家园土地之贫瘠，次写催租吏之困扰，夜雨中，催租吏的叫骂声和舂稻声交织在一起。“夜雨叫租吏，春（舂）声暗交关”二句刻画出催租吏雨夜上门催逼租税，农家被迫连夜舂米的辛苦景象，勾勒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影。最后二句说，有谁能像韦氏兄弟那样经常怜念我忧怆的心情呢？唯有苍翠突兀的南山陪伴着我。用问语收结，给人以悠然不尽的想象空间，更具含蓄美。结尾与开篇遥相呼应，韦氏兄弟与自己交谊深厚，所以离别时倍感伤心。

　　全诗由饮别到送行，到惜别，到思念，并同自己的困境结合起来，真挚，凄婉，感人。

　　  这首诗此诗塑造了一个剑术高超、纵横江湖的少年侠士形象，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郁闷不平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示了作者的豪侠气质。全诗情感愤恨激越，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扬厉雄健。

　　开首写少年所骑骏马的神骏与装饰之豪华，“平明”写少年在白天骑马相互驱驰，在洛门东结交朋友。接着，“少年”两句写其剑术超过传说中的白猿公，突出其剑术之高超。

　　接下来八句写其纵横江湖之勇猛形象。特别是“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两句，写尽了少年的豪侠形象。最后几句借荆轲刺秦事抒发内心的情感。与一般的咏叹荆轲刺秦的诗不一样的是，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场”的荆轲事实上是诗中的主角——诗人自己。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始皇失败的燕太子丹，是因为他没有给荆轲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展身手的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了倒忙，给剑客造成干正事的掣肘。

　　这种批评正好表现出诗人渴盼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首诗虽然有郁闷与不平，但依旧是那种扬厉雄健的风格，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豪侠气质。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