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幕沙尘暗，临风鼓角闲。
地形通栢谷，秋色满榆关。
谁复轻儒者，难淹笔砚间。
入幕沙尘暗，临风鼓角闲。
地形通栢谷，秋色满榆关。
谁复轻儒者，难淹笔砚间。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此诗是诗人夜泊秦淮时触景感怀之作，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借陈后主（陈叔宝）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溶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轻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掉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诗中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
“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和“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衰世，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不知”实为“商女”开脱之词，唱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犹唱”二字上溯历史，说明沉缅酒色的挥霍者古已有之；下照现实，揭示了当今的达官贵人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也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自蹈覆辙，不堪设想。抒发了诗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
此诗构思奇巧，情景交融，用典恰当，寓意含蓄，语言凝炼，诗评家沈德潜盛赞此诗为“绝唱”，确实是名不虚传。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
词作上片写春归大地，词人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首二句写词人闭门幽居。首句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一样，连用三个“深”字，前两个“深”字为形容词，形容庭院之深；后一个“深”字为动词，作疑问句，加重语气，强调深。连叠三个“深”字，乃比兴之作。貌写闺情，实蕴国恨。次句是用韩文公《华山仙女诗》“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再加强“深”的意境，“常扃”与陶渊明《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同一机杼，孤寂之心，忧愤之情，跃然纸上。词境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为怀。云雾缭绕着楼阁，门窗常常紧闭，虽不深而似深，这是对庭院之深的具体描写。云雾缭绕是自然状况，是地处闽北高山地区建安所特有的，而门窗“常扃”，则是词人自己关闭的了。这表明词人自我幽闭阁中，不愿步出门外，甚至不愿看见外面景况，所以不仅闭门而且关窗。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它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声情效果。它跟下句合起来，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上句极言其深远，下句极言其高耸。用皎然的话说，这就叫“取境偏高”（《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用杨载的话说，这就叫“阔占地步”（《诗法家数》）。它给欣赏者以空间无限延伸的感觉。但句尾一缀上“常扃”二字，就顿使这个高旷的空间一变而为令人窒息的封闭世界。
第三句写的就是词人所不愿见到的景物：“柳梢梅萼渐分明。”柳梢吐绿，梅萼泛青，一片早春、大地复苏的风光。写景如画，不设色，淡墨钩线，着一“渐”字，为点睛之笔。李清照是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有着敏感的悟性。“雪里已知春信至”（《渔家傲》）、“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在这些早期作品里，表现的是喜春之情。可如今却怕见春光。结二句写的就是怕见春光的原因：“春归秣陵树，人客建安城。”这两句内涵极其丰富，所蕴含的痛楚情怀是相当深沉的。两句铺叙，合时、合地，境界自成。“春归”时间概念，“秣陵树”空间概念，意谓南宋偏安建康又一度春光来临了；“人老”时间概念，“建康城”空间概念，痛北人将老死南陲，创造出一种悲恸欲绝的境界。秣陵、建康，同地异名。它被分别置于上下对句之中，看似合掌（诗文内对句意义相同谓之“合掌”）。但上句写春归，是目之所见；下句写人老，是心之所感。它把空间的感受转化为时间的感受，从初春来临联想起人的青春逝去。情致丰富，毫不显得单调、重复。它貌似“正对”（即同义对）而实比“反对”（即反义对）为优，可视为此篇的警策。
词作下片，承上片怕触景伤怀，进而追忆往昔，对比眼前，感到一切心灰意冷。“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今昔对比，无限感喟。李清照与赵明诚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烹茗煮酒，展玩赏鉴，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好词。“多少事”，以强调语气，表示很多，记也记不清了。可如今年老飘零，心情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至此，词人情绪极为激动，不禁呼出：“谁怜憔悴更凋零！”破碎山河无人收拾，词人憔悴瘦损、流落江南。词人在《永遇乐》中曾以“风鬟雾鬓”描绘她的“如今憔悴”。“谁怜”二字，表明词人身处异乡，孤身一人，无人可诉。而一个“更”字，道出了词人的心境日渐一日的悲凄。
结末，“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二句并非写实，而是举出她一生中印象最深、与她夫妻生活最有关系，作为“感月吟风”绝佳题材的事件。“试灯”，是宋人元霄节前是盛事。词人在《永遇乐》中曾回忆当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踏雪”，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这两件事，在空间上，从北（汴京）到南（建康）；在时间上，从词人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当年，她对这两件事都很感兴趣，可如今，却认为“无意思”、“没心情”，与上片的怕见春光遥相呼应，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下片以对往昔生活的追怀、眷恋与如今飘零异地、悲凄伤感相对比，写出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形象。
南渡以后，清照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是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个中愁苦，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而为老年时期的沉隐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