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永遇乐》是送茂嘉赴调。起头句掷地有声,仿佛一个家族精神的宣言。根据宋代的有关规定,地方官吏任期届满,都要进京听候调遣,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另予调遣时,都会升官使用。所以这是一件喜事,是一次愉快的分别。因为这是送同族兄弟出去做官,稼轩颇有感触,便说起他们辛家门的“千载家谱”。“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词的一开头就掮出家谱,说辛家门先辈们都是具有忠肝义胆的人物,而且他们都禀性刚直严肃,如“烈日秋霜”,令人可畏而又可敬。“烈日秋霜”,比喻风节刚直,如《新唐书·段秀实传赞》:“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词的开头三句“自报家门”,倒不是虚夸,而是有史为证的。辛氏是一个古老家族,传说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后为辛氏。商有辛甲,一代名臣,屡谏纣王,直言无畏。辛家世代刚烈正直,忠诚不阿,如酷暑烈日、寒秋严霜,烈日、严霜与“辛”之间的共通点触发了下文。“戏赋辛字”,从自己姓辛这一点大发感慨与议论,以妙趣横生的戏语出之,而又意味深长。辛氏的家族史被词人以“一笑君听取”后的三句话来概括,句句不离“辛”字。辛家人的功业都是艰辛创立的。其间饱尝悲苦,命运总是艰苦辛酸。在概括的基础上,稼轩又对“辛”字所包含的辛辣之意加以发挥,椒桂的辛辣让一般人不堪忍受,就像个性辛辣之人让人避而远之。这里,与其说是对辛氏家族成员个性的一般概括,不如说是词人的夫子自道。他才大气高、刚直不阿,容易与世龃龉,不为人所容,正是这样的个性导致了仕途坎坷、屡遭弹劾。
后句对家族历史命运的回顾自然引出下片与其他家族的比较,由其他家族的显赫引出官运、仕途的话题,进而回到词作送弟赴官的主题上。“芳甘浓美”因上片的“辛辣”而发,这一层表面的口感比较暗示了家族命运之迥异。看看别人世代显要、门第生辉,而这样的美事总轮不到辛家,自己就是一个仕途多舛的例证,所以希望就寄托在即将远行赴任的族弟身上了。唐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云:“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轼苏辙兄弟读此诗很有感触。他们憧憬风雨夜兄弟对床而眠的生活,相约早日退隐,共享闲居之乐。作者用“对床”之典一方面流露出依依惜别的兄弟情谊,而另一方面却以一个坚决的“休忆”否定了对退隐、闲居的向往。光宗耀祖、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要靠远行之人来完成。他必须勇往直前,不能回顾流连。稼轩其他的送别之作多勉励人建功立业,匡救国家,而这一次至少从字面看是为光耀门楣。
“靴纹绉面”,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北宋田元均任三司使,请托人情者不绝于门,他深为厌恶,却又只好强装笑脸,虚与应酬。曾对人说:“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茂嘉赴调,稼轩祝贺他高升,自是送别词中应有之意。而用“靴纹绉面”之事,于祝辞里却有讽劝。实际上是说:官场有官场的一套,做大官就得扭曲辛家的刚直性格,那种逢人陪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呢。到头来也会后悔的。
全词就像在写兄弟二人在聊家常,气氛亲切、坦诚,语言风趣优美,从开头到结尾都在围绕姓氏谈天说地,把“辛”这一普通姓氏解说得淋漓尽致,寓化于谐,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通过填词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的这一进步倾向,这对于传统的词作来说,有点格格不入。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尝试。
作者任滁州刺史时,游览至滁州西涧,写下了这首诗情浓郁的小诗。此诗写的虽然是平常的景物,但经诗人的点染,却成了一幅意境幽深的有韵之画,还蕴含了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情怀,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
首二句写春景、爱幽草而轻黄鹂,以喻乐守节,而嫉高媚;后二句写带雨春潮之急,和水急舟横的景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全诗表露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之情怀。
诗写暮春景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阴深处啼鸣。这是清丽的色彩与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幽雅景致。暮春之际,群芳已过,诗人闲行至涧,但见一片青草萋萋。这里幽草,深树,透出境界的幽冷,虽然不及百花妩媚娇艳,但它们那青翠欲滴的身姿,那自甘寂寞、不肯趋时悦人的风标,与作者好静的性格相契,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诗人的喜爱。这里,“独怜”二字,感情色彩至为浓郁,是诗人别有会心的感受。它表露了作者闲适恬淡的心境。王安石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之句,写初夏之景,与此同一立意。首句,写静;次句,则写动。莺啼婉啭,在树丛深处间关滑动。莺啼似乎打破了刚才的沉寂和悠闲,其实在诗人静谧的心田荡起更深一层涟漪。次句前头着一“上”字,不仅仅是写客观景物的时空转移,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随缘自适、怡然自得的开朗和豁达。
接下来两句侧重写荒津野渡之景。景物虽异,但仍然循此情愫作展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说:到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郊野渡口,本来就荒凉冷漠,此刻愈发难觅人踪。只有空舟随波纵横。“春潮”与“雨”之间用“带”字,好像雨是随着潮水而来,把本不相属的两种事物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用一“急”字写出了潮和雨的动态。结尾句。用“无人”一说明渡口的‘“野”。二句诗所描绘的情境,未免有些荒凉,但用一“自”字,却体现着悠闲和自得。韦应物为诗好用“自”字,“自”字皆可释为“自在”“自然”之意,含有“自我欣赏”、“自我怜爱”的意蕴。“野渡”句当作如是解。舍此,便与一二句相悖谬了。这两句以飞转流动之势,衬托闲淡宁静之景,可谓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这首诗中有无寄托,所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旧注以为这首诗有政治寄托,说是写“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但过于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诗中流露的情绪若隐若显,开篇幽草、黄莺并提时,诗人用“独怜”的字眼,寓意显然,表露出诗人安贫守节,不高居媚时的胸襟,后两句在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中,蕴含着一种不在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忧虑、悲伤的情怀。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和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事情,而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首诗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这首诗借古柏以自咏怀抱,正意全在未一段,此诗对偶句特多,凡押三韵,每韵八句,自成段落,格式与《洗兵马》极相似。
全诗比兴为体,一贯到底;咏物兴怀,浑然一体。句句写柏,句句喻人。言在柏,而意在人。前八联十六句通过对古柏的赞誉,表现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抒发了自己愿意像诸葛武侯一样报效朝廷的理想。在这里,句句写古柏,句句喻诸葛,句句又隐含着诗人自己。古柏的高大坚强,雄劲飞动,古朴厚重,正是诗人敬仰的武侯的品格,也是诗人对自己才华的心肯。
在杜甫看来,诸葛武侯之所以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不朽功业,是因为君臣相知、相济。“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这看似写景、叙事,实在抒情,是在背后抒发自己不能为当时朝廷理解重用,满腹的学问不能发挥,难以报效朝廷的感叹。
如果说前八联还只是在赞赏武侯的同时暗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悲哀和感叹,那么后四联八句则在曲尽体物之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将古柏与自己紧紧连在一起,句句写古柏,又句句写自己,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材大难用的愤慨。以大厦将倾暗喻国家的危机,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然而大木重于丘山,万牛都因不能拉动而回首去看,暗指国家危亡之际贤能却得不到任用,这与武侯和刘备的君臣际会正是天壤之别。
诗人感叹自己虽然像古柏一样朴实无华,不以花叶之美炫俗,英采自然外露,使世人惊异,愿意不辞剪伐,陈力于庙堂,但没有人能把它送去。古柏心苦,却不免为蝼蚁所伤;柏叶余香,乃为鸾凤所喜。而自己的怀才不遇正是像这古柏一样。诗人最后终于发出了“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浩叹。
诗的前六句为第一段,以古柏兴起,赞其高大,君臣际会。“云来”十句为第二段,由夔州古柏,想到成都先主庙的古柏,其中“落落”两句,既写树,又写人,树人相融。“大厦”八句为第三段,因物及人,大发感想。最后一句语意双关,抒发诗人宏图不展的怨愤和大材不为用之感慨。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